曾湘军
鄂尔泰，清代名臣，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正帝心腹，雍正朝的三大模范督抚。在乾隆的心目中，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如鄂尔泰，意思是鄂尔泰是雍正朝第一督抚。鄂尔泰在任云贵总督期间，首先提议并推动西南改土归流。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他出面协调湖南巡抚赵弘恩、贵州铜仁府协，解决今湖南花垣边城茶洞、重庆秀山洪安、贵州松桃迓驾交界地方的社会治安问题，变“三不管”为“三要管”，这次事件被视为湘黔川苗区最终纳入中原王朝统一版图任务完成的标志性事件。
“三不管”岛的由来
花垣县茶洞为湘西籍作家沈从文名著《边城》背景所在地，书中描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景色很美，气氛很祥和，人很多情，堪称世外桃源。
茶峒（茶洞）地处渝湘黔边区，与重庆市洪安镇和贵州省松桃县迓驾镇相邻，三省交界处清水江边有一座孤岛。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旧时发生社会治安问题，人们便相约到岛上决斗，湖南不管，贵州不管，当时的四川也不管，久而久之，该岛成了远近闻名的“三不管”岛。
“三不管”变“三要管”
雍正二年（公元1726年），原驻沅州(今怀化芷江)的偏沅巡抚改称湖南巡抚，移治长沙，自此湖南、湖北分别建省。
云贵总督，清代九位封疆大吏之一，总管云南、贵州两省的军民事务，兼辖广西，位高权重。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首先提议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至七年（公元1729年），永顺司、保靖司与桑植司改流，置永顺府，下辖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四县，属湖南巡抚下辖辰沅永靖道。
时湘西州花垣县称六里苗地，今铜仁市松桃县称坡东、坡西，为苗族聚居区，尚未建政，边城茶洞地处三省交界之地，“三不管”岛社会问题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
雍正八年，辰沅永靖道王柔、镇筸总兵周一德、永顺同知李恂与保靖营游击王进昌等绥抚花垣，筑城吉多坪(今花垣县吉卫镇)，称新卫城。设六里同知，旋改永绥厅，并设永绥协。
吉多坪潮水井每日回潮三次，吼声如雷。 周一德在潮水井修建天王庙，于潮水溪刻石为铭： “圣慈柔远，仗节西来。尔苗入化，绝域云开。”奇怪的是自此之后，井水不回潮了，也不发出声响了，潮水安澜。
与此同时，铜仁府属附近三不管苗地坡东、坡西各寨安抚工作也接近尾声。
湘黔边区改土归流完成，鄂尔泰便着手解决“三不管”岛地区社会问题。因事关贵州、湖南两省，他出面协调湖南与贵州方面。
据雍正九年二月十八日贵州巡抚张广泗给雍正帝奏章称，上年鄂尔泰自广西巡历回云南，特意绕道至长沙，与湖南巡抚赵弘恩，以及辰沅永靖道王柔共同商议解决“三不管”岛地区社会问题，返回云南的时候，途经贵州镇远，令铜仁府协在这个问题上给予配合。组织工作专班，在“三不管”岛周边清查户口，解散款社，建立里甲制度，安营设汛，绘制政区图，宣讲皇恩，对苗族头人给予奖赏，等等。
这样，云贵总督、贵州巡抚与湖南巡抚三方共同努力，变边城茶洞“三不管”为“三要管”。
化解一场流血冲突
六里苗地(花垣古称)开辟之后，雍正八年，根据湖南巡抚赵弘恩《六里善后事宜疏》所作制度安排：苗民须编户纳粮，“六里红苗计二百二十五寨，永绥厅无田赋，每岁征收苗人杂粮米七十二石八斗四升”。开设义学教育苗民子弟，保留了寨作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寨设苗目，寨之上按苗民原有制度，设里，里置百户，同时每里均驻汛弁，作为百户的军事依托。百户之上，则按清王朝的统一模式，科层式地设置巡检、经历和同知。按照赵弘恩的制度安排，“三不管”苗区实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赋税与法律体系。
本来“三不管”苗区社会变革有条不紊地进行，却不料中途出现了突发事件。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 十二月，贵州铜仁府、协责成平头营吏目张文炳、太平营把总张公佐前往坡西稿平瓦罐窑(今松桃县稿平村瓦罐窑组)清查户口、核算人口税与粮赋，发现石老明等在稿坪、落唐等寨犯有命案， 张文炳、张公佐务要将他们捉拿归案。可是石老明等人抗拒不从，十二月初九日早邀集落唐、稿坪各寨一二百人，假装看粮，各执棍棒拥进苗目老求屋内，将张公佐、张文炳打死在地，随去兵丁被扣押。 贵州巡抚张广泗闻讯，一面调集镇筸镇、铜仁协官兵三千名剿之，川属土长官杨再基率土兵以从，一面派镇远知府调查事实真相。
调查表明，“三不管”苗区开辟以前，没有皇粮国税，现在开征，经办人员操之过急，又有勒索的嫌疑，咎由自取。
“三不管”苗区开辟以前，存在纠纷处理习惯法——“苗例”。永绥同知段汝霖编撰的《楚南苗志》专门立有一目曰“排解”，记录了苗人处理内部纠纷乃至命盗案件的方法和过程：
排解时，要选择一个离命案双方都比较适中的地点。然后命案两方、牙郎、官府四方到场，排解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牙郎，也就是排解讲合之人，此人一般是苗目，在当地具有一定权威。排解时，先由官府理喻劝导，不过，由于苗例本身就需要按苗人自己的办法来处理案件，官府的劝导一般不会有实质性作用，所以官府劝导之后，苗目牙郎出场，为双方说合。
张广泗首先检讨了自身的失误，认识到对经办人员管束不严，责任主要在己方。同时调集重兵，对行凶致人死亡者严加惩处，凡未参与者加以招抚，避免了一场大屠杀，也避免了“三不管”苗区社会变革的流产。
在此过程中，张广泗发现苗族习惯法“苗例”的存在，反映在 “三不管”苗区实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赋税与法律体系的困难。他的这一意见建议得到雍正的采纳，《大清律例》颁布了与“苗例”配合的控制苗疆的法律法规，允许苗民在一定范围内按自己的办法来处理案件。
雍正十一年，奏设松桃厅，城既成，移正大营分防同知与铜仁副将驻扎，苗区安定达六十余年。
文末有必要说一下周一德。周一德，山东金乡县人，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立下不朽的功勋，是清王朝最著名的儒将，也是历代王朝屈指可数的清正廉洁的封疆大吏。在他重兵在握、叱咤风云近五十年的征战岁月中，始终以智取为上，攻心为上，绝不滥杀无辜，所到之处深受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而他在处理 “三不管”苗区事件过程中与当地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离开镇筸(今凤凰古城)远赴勇健营西征的那一天， “三不管”岛苗民扶老携幼至镇筸相送，有人攀上车辕，不准他离开，经再三劝阻，始号恸而归。周一德十分感动，赋诗一首:
历尽千水与万滩，西风吹人客衣单。
鹧鸪莫向深山叫，多少行人泪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