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邦

绪言

大片的雪花，从天空飘落，皑皑白雪把山野、村庄、田土都掩埋了。就连我家乡“大河坪”的名字，也被淹没在皎洁的雪野里，与一个叫做“茶峒”的邻居连成了一体，让人视野迷离。我想，“大河坪”的前世一定是个女人，生平漂泊不定。她原叫“十保三甲”，民国时属 “吉峒乡”，1950年解放初属“二区大河坪乡”，1958年为“团结公社第八大队”，1962年建“和平公社”，1981年更名为“大河坪公社”，1984年改成乡，2005年撤乡并入边城镇。如今，在行政区划地图上，她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但她还是永远保持着自己朴实而美丽的本色。

寅月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过年了。节前，家家户户打扫庭院，清除灰尘，掏挖阳沟，或者备办年货，添置新衣，杀猪宰鸭，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在爆竹声声中早早地吃过年夜饭，然后挂年画，贴春联，在堂屋焚香燃烛。祭祀祖先后，一家人便围坐在火塘边烤旺火，炸油香粑，拿大木盆一起洗脚，吃瓜子花生，话闲情旧事，或者翻“茶盘”，猜谜语，达旦不眠。我的祖父辈有兄弟8人，发展到我辈有堂兄弟姐妹几十个。兄弟姐妹们便时常互相串门守岁。家乡人称守岁为“守三十夜”。在这大年夜，长辈要给晚辈发压岁钱。小学毕业前，母亲每年都给我发压岁钱，最少是五分，最多时五角。钱虽少，但我却很高兴，第二天就拿着压岁钱到商店去买了我爱放的爆竹。

年初一，一家人都穿着新衣服、新鞋子，焕然一新、带着喜气过新年。父母没有钱给自己缝制新衣服，就把旧衣裳在年前洗干净晾干，留着新年初一穿。年初一吃早饭很随意，有时吃饺子，有时吃面条，有时煎糍粑，或者吃三十夜炸的油香粑粑和年夜饭剩下的饭菜。但有一样仪式是从未改变的，即早餐前要在堂屋烧香烧纸敬祖宗，放鞭炮，然后才可用餐。

父亲常说“腊月忌尾，正月忌头”。特别是大年初一，谁都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大人也不能训斥孩子。所以孩子可以尽情地玩。年初一，为讨彩头图吉利，三棒鼓、狮子灯、莲花落等等民间艺术团体便走村串户表演，祝福主人新年发财。手头宽裕的人家，礼物多送一点，艺术团就到这户人家表演的时间长一点。有人家什么也不送的，送帖子的人便指挥团队不去那人家表演。

大年初一也有人挨家挨户上门讨米的。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长大后看武侠小说，才知道这是丐帮也在年初一找利市、图彩头。

大年初一到大年初六，是拜年的高峰。这期间，走在乡村的小路上，随处都会遇见背着竹背篓拜年的人。这是一种纯粹的感情交流，也是一种优秀的礼仪传承。

卯月

春节后的又一个节，是过社。过社一般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戊，即土的意思，据说过社就是为了祭祀土地神。土地神在民间传说中是至关重要的。大河坪过社兴吃社饭，将采摘的野生香蒿，叫社菜的，洗净切碎，装入布袋，在水中反复搓揉，除净苦水，再在锅中用文火焙烤，制成干末，和切成小块的腊肉丁、野葱等料与半熟的大米饭拌匀焖好，就变成社饭了。社饭夹杂着新春野菜的清香和旧年腊肉的浓香，口味极佳，是饭中的上品。

大河坪还有在社日祭扫新坟的习俗。家里的亲人去世了，归土未满三年，在社日这天就买些祭品，到亲人的坟边去，像过清明一样点香蜡，烧纸钱、放鞭炮，然后将白纸剪成的灯笼，彩纸剪成的摇钱树和被称为清明吊的钱串子，插于坟头，祭祀活动才算是完成了。卯月是12个月里最短暂的一个月。但在有亲人去世的家庭，这个月却显得特别的漫长。

辰月

大地万物如梦幻般呈现出来：柳冒新芽，草长莺飞，油菜花开，桃花缤纷，再加上鸡鸣狗吠，蜂飞蝶舞，仿佛一切都从萧条中复苏了过来，一切都有了新的生命,一切也有了新的希望。

梦也好像是季节的产物，春天的梦也像树枝发了芽似的特别多。在这个多梦的季节里我做了许多的梦。一次我梦见绝迹多年的乌鸦和麻雀们又飞回来了。在梦中，乌鸦虽然还是那么黑丑，还是那样“苦啊苦啊”地叫着，但我却觉得它并不像先前那么遭人厌恶了。

还有麻雀，这个曾经被戴上一顶“四害”大帽子的小精灵，虽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多年，连我的孩子现在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鸟。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它们的样子：喜欢在房檐下筑窠、在房前屋后的小树林和竹篁中唧唧喳喳地叫，好像有开不完的会议。它们个体虽小，胆子却很大，不甚怕人。在地上觅食时，总是先机警地向四周巡视一番，觉得安全后，才飞去啄食。它们通常是先去几只胆大的试探，然后才成群地陆续飞去。在吃饱喝足之后，就在屋檐下的安乐窝里宿夜。

还有斑鸠，这个“咕咕咕，咕咕咕”反复鸣叫、筑窠也最为简陋的生物，有一年因啄食了农民下过毒的玉米和花生种子，成群成群地死去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些中毒而死的斑鸠，每块耕种的土地上都躺着20只左右；还有野鸡和一种长尾巴的红嘴鸟儿。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家乡斑鸠的叫声了；野鸡虽然还有，但已为数不多；那红嘴鸟儿，我至今还叫不出它的名字，只知道它是一位出色的山中歌手，歌喉之婉转不亚于黄鹂和画眉。

巳月

盛产红苕和包谷的大河坪，在以粮为纲的时代，县里总是来这里召开种早包谷现场会。说起人们对包谷、红苕的感情，真可谓是爱恨交加。爱者，是它们能填饱肚皮；恨者，作为“粗”粮，实在难以下咽。一个80多岁的老农说，不仅当农民的对红苕和包谷反感，就连当时公社一个姓杨的党委书记，也对包谷和红苕又气又恼。杨书记在这个老农家住了近三个月，差不多每天都是拿红苕和包谷招待他，使他感受到当农民的艰苦。于是，他组织召开社员大会，在会上动员群众兴修水利，去种稻谷。会上，讲到慷慨激昂处，他数次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坚决打倒红苕和包谷！”

虽然口号叫得天响，台下有老百姓还是嘀咕：打倒了红苕和包谷，让我们大家都吃狗卵去！随着时代的变迁，进入20世纪90年代，脐橙开发后，大河坪人实现了从粮农向果农的转身，正式告别红苕与包谷当家做主的日子。

如今，大河坪许多农家的窗外，到处是脐橙和椪柑树，丛丛的新绿布满树梢，满树盛放的艳丽花朵，芳香扑鼻，蜜蜂和蝴蝶们在果林中忙碌地穿梭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