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健

清代举人严可均博闻强识，精通考据之学，曾任建德县教谕。嘉庆十三年，朝廷组织编纂《全唐文》，严可均因已告病辞官还乡，未能参与此项盛举，甚为遗憾，于是立志担负起校辑汇编唐以前文学总集的大任，使之与《全唐文》相接。其历时二十余年终于独力完成，这就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书共分十五集，收录作者约三千五百人，每人均附小传，是迄今为止收录先秦至六朝文章最全的一部总集，对唐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学、宗教、语言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书编成之后，因卷帙浩繁，加之谬误甚多，一直未能刊行。直至光绪十八年（公元1893年）方由广雅书局初刊，1929年由藏书家丁福保影印出版。

鲁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有过系统深入的研究，1912年他就职于教育部之后，花费了大量业余时间整理校勘古籍。鲁迅在研究嵇康的生平和创作时，就经常查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三国文》。鲁迅后来表示，由于严可均的学术贡献，使得后人研究魏晋时期的文学“较为容易了”；严可均此书，以及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样的鸿篇巨制，在民国时期仅书价就让一般人望而却步，它相当于普通工薪阶层几个月的收入。1929年初，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一封信中说，此书“北京前四年市价，是连史纸印，一百元。今官堆纸而又蛀过（虽然将来会收拾好），价又六十五，其实已经不廉，我以为大可不必买”。

章廷谦早先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在校期间旁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1922年毕业后留校，与鲁迅来往甚密。章廷谦就《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写信向鲁迅讨教，鲁迅在谈了书价后，又作了一番具体分析：“况且兄若不想统系地研究中国文学史，无需此物，倘要研究实又不够。内中大半是小作家，是断片文字，多不合用，倒不如花十来块钱，拾一部丁福保辑的《汉魏六朝名家集》，随便翻翻为合算。”如果要大规模地深入研究，则可以分别买些专集，有些每部价格不到一元钱。“要而言之，《全上古……文》实在是大而无当的书，可供陈列而不适于实用的。”

然而时隔一年多，鲁迅挚友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中文系，许寿裳请鲁迅开列一份国学入门书目。许寿裳本人也是国学家和教育家，但他坦承鲁迅的学养胜于自己，在许世瑛五岁时，就曾请鲁迅为之开蒙。鲁迅给许世瑛开列的书单上总共不过十二部，其中就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鲁迅还在每一部书后面做了简明扼要的注解，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说明是“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对于鲁迅开示的这份书单内容，许寿裳认为，“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须翻阅之书”。

鲁迅关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后截然不同的态度，看似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一方面，该书优缺点十分明显，确实让鲁迅深感纠结；另一方面，任何一部文献都得看是谁来使用，如何使用。其实鲁迅说得非常明了，这部重大文献适用于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章廷谦与许世瑛的情况毕竟不同，发展方向也不一致，必须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许世瑛毕业后继续在本校研究所深造，师从赵元任、陈寅恪等研究语言声韵学和历史，后在大陆、台湾的多所大学任教，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中国目录学史》《中国文法讲话》等。章廷谦虽从哲学转向文学，并于抗战胜利后回北大中文系任教，但其主要成就却在文学创作和编辑方面。应当说，《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对许世瑛打好国学基础十分有益，而于章廷谦的才识提高却未必能有多大的实质性帮助。

就同一部书给出不同建议，反映了鲁迅因才施策的精准眼光和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