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萍

“我把东西都拖到屋里去了，展示柜才买两个多月，虽然放了酸菜生了点锈，但还是新的呢，等二妹新屋装修了拖到她屋去。人家给的钱太少了，我舍不得卖！”母亲在电话里匆匆地说，听不出情绪。可以肯定的是，母亲坚守了十多年的菜摊已经转让给别人，她习惯了的在街上卖菜的日子彻底结束，永远不会再来。

我想了很久都想不起来，母亲究竟是哪年开始在街上卖菜的，记得的只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渡过程。

我出生在农村，家里的主要收入依靠田地，烤烟、油菜、稻谷、玉米……虽然父母非常勤劳，庄稼向来比别人家长得好，也收得多，但收入还是非常微薄、有限的，尤其是我上大学的那几年，几千块钱的学费、大城市里的生活费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十分高昂。加上妹妹、弟弟也在上学，家里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父母向人借钱多次遭遇冷脸。

为了挣钱，母亲开始在农忙之余做豆腐卖：前一天泡好豆子，夜里两三点钟起床，磨豆浆，烧锅，滤豆渣，放石膏，包豆腐，压豆腐。等到天亮，再用背笼背着挨家挨户地叫卖。有几回天雨路滑，加上豆腐娇嫩，豆腐箱太大，又或者因为夜里做豆腐没有休息好，母亲卖豆腐的路上摔跤了，豆腐箱翻倒在地，白嫩嫩的豆腐掉在地上，碎成多块，粘上灰尘和草叶，捡都捡不起来……

寨子里的人家不多，卖完一箱豆腐，母亲要走的路越来越长，花的时间越来越多。母亲和父亲商议，买了一辆三轮车，每天做两箱豆腐卖。北边走到了王家坡、郭家沟，南边到了翻坡、砖屋，甚至是花桥、马蹄寨。母亲的豆腐品质好、分量足，成为附近村寨乡亲惦念的一道美食。

“做豆腐的收入还是十分有限。”积极进取的母亲又抓住当年街上没有人专门卖菜的机遇，将豆腐箱固定到了街上，并逐渐扩张成一个不仅卖豆腐，还卖各类蔬菜、干货的菜摊。母亲一开始还是住家里的，开三轮车早晚来回，起早贪黑，很是劳累。母亲干脆在街上菜摊附近租了两间有几十年历史的木房子，一间做饭、做豆腐，一间做卧室兼仓库。木房在公路旁边，水井上面，旁边是废弃的猪栏和菜地。后来，公路垫高了，旁边的房子建高了，母亲租的木房子显得很矮、很黑，也很潮湿，房间里挤满了冰柜和批发来的大箱大包的蔬菜瓜果，密不透风，房子里到处都是一股霉味……

那几年，街上卖菜的人少，乡里爱买新鲜菜的人越来越多，加上当时正在修高速公路，驻了几个施工队，需要的菜多，母亲的菜摊生意很好，做豆腐忙不过来，加上地方窄、摆不开堂，母亲就不做豆腐了，专门卖菜。一到腊月，我和妹妹还要过去帮忙。母亲日月操劳，靠着小小的菜摊，斤斤计较，分分角角，挣着琐碎的钞票，一点点地积累起美好生活的底气和希望。

又过几年，街上修了农贸市场，赶集挪到市场内。母亲的菜摊也搬到了市场内，之前租的房子被主人家收回去建了新房，市场内的房子还没有建起来，菜摊上的种类和数量太多，不方便每天收起来，母亲不放心，便将就着将家安在市场内：饭菜用电磁炉、电饭锅解决，洗衣、洗澡在公共厕所将就，床安在装有篷布的三轮车内，空间逼仄，冬天寒风瑟瑟，夏天闷热难耐，蚊虫叮咬，想到都觉得辛酸。

对于母亲的做法，我的态度十分复杂。一方面，我觉得母亲太辛苦了，心里有感恩，也有愧疚，很多次想让她不要做了。毕竟六十多岁的她已经过了能够吃苦的年纪，身体吃不消。但是，不让她做了，每年减少的收入从哪里来？我的经济能力有限，也不敢打包票做出任何承诺。另一方面，我也对母亲过于奋不顾身的投入颇有微词，她的主要精力和心思都在卖菜上，老家的房子荒弃了，门口的野草比成人都要高，家族中的人情世故极少参与，我家的房子买了几年她连大门朝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指责她好像又显得太自私。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农贸市场终于修建好了，母亲分得一间房子，一切都走上了正轨。母亲在卖菜之余，还加了很多微信群，聊天、唱山歌、发红包、抢红包，日子过得清苦但也快乐。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今年。我爱人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动，能够回家的时间很少，我便给母亲打电话，让她处理好菜摊，来我家帮忙带孩子。母亲答应了，找到一家愿意接手菜摊的，后来因为疫情吹了；又找了几家，都没有谈成。我便跟老妈说，让她慢慢处理，困难我自己克服。

母亲下定决心放弃菜摊是在2021年9月。我的肠胃本来就不好，那段时间压力大，饮食不注意，加上情绪不好，引起肠胃功能紊乱。到当地医院咨询，被医生含糊其辞的说法吓到了，决定去上级医院做手术和全面检查，但是家里两个孩子难以安排。母亲听说后，只花几天时间，三下五除二就将菜摊处理掉了。当然，菜摊转让出去的价格，只有当初预想的二分之一！

我在外地住了几天院，也安了心。母亲却下定了决心，匆匆处理掉一点点做起来的菜摊，将十几年积攒的衣服、杂物收拾回家，彻底结束延续了十几年的卖菜生涯，开启了在城里带娃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