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应贵

乡间有句俗话，内当家来外当家，想起当家累如麻；清早起来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油盐柴米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载体，每天必不可少。随着岁月的更替，时代的进步，这繁琐而累人的家务，也在不断变化。我的家就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1963年4月，我在县城小学教书，与郊区一位菜农姑娘组建了家庭 ，开始我在学校食堂用餐，爱人与老母一起开伙，对油盐柴米感到陌生。后来有了孩子，才知道当家的困难，要处理好油盐柴米这些家务琐事并非一般。

我爱人是种菜的农民，从粮油供应上与城市居民多少有点差异，但比种稻谷的农民来说强得多，吃饭有保障，不像稻农受天旱水灾的制约。可与居民相比，又有不同。按当时的户籍政策：小孩出生户口随母。菜农每月食油指标到户每人只有三两，而居民每人每月半斤。分给菜农的自由地，不能种油菜，生产队的集体土地也只能种蔬菜。当时我一家五口（三个小孩和爱人，岳母没跟我们吃），我在学校开餐，他们母子4人，每人只有一斤二两食油供应，显然不够。搞得月月少油吃。我爱人为了解决少油问题，只有每年养好国家下达的生猪派购任务返回的猪肉猪油来解决。当她接到生产队分配到户的派购任务后，起早贪黑割猪草，肩挑背驮运饲料，黎明即起煮猪食，千家万户找猪潲。1980年，我参加县农业区划工作队，下乡日子多，在机关日子少，没有时间为她养猪助一臂之力，她却不辞辛劳，养了两头各有130多斤重的大肥猪，一头卖给国家，一头自宰自食，较好地解决了家里的缺油问题。

每逢农村产菜油的季节，附近的缺钱农民上街卖黑市菜油，岳母偷偷购买，缓解吃油难题。

菜农口粮标准和居民不同，按当时口粮规定：男劳力为每月36斤，女劳力每月30斤，但到户只有21.9斤。因为吃粮要与每月的出勤天数、每天上交一担家肥的任务、集体化按每天蔬菜上交任务。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每户要按蔬菜上市任务这三项来决定口粮到户情况。如果本人三项指标都达到了，就可以吃上全月口粮，如果达不到就只能吃21.9斤的到户口粮。因为爱人劳动强度大，饭吃得多，总是不到月底粮食就吃光了，出现月月亏空的现象。

我爱人为了弥补口粮的不足，几乎每月都要利用规定的劳动假日与其他相好的三五个缺粮菜农，一起去与吉首邻近的保靖县夯沙农贸市场，较远的凤凰县腊尔山（今禾库）农贸市场买黑市大米或包谷。早出晚归，担惊受怕。

有次，她与其他缺粮户从吉首五里牌蔬菜队步行三十里去夯沙农贸市场买黑市粮，交易时，被市场管理人员发现，不仅粮食被扣，本人也被禁闭三小时。其他赶场的人等不起，都先走了，只有她独自一人，翻过保靖夯沙与吉首己略相接的大山，疲惫地回到家已是掌灯十分，与孩子们难过地抱成一团痛哭。因家住街道近边，有的近郊农业户粮食多但缺钱用，他们带上十几斤大米或包谷上街卖给我家岳母，解决我家无米之炊。

改革开放后，彻底打破粮食一统天下政策，开放了粮食市场，解决了吃粮这件大事。每每想起我家吃粮这件往事，想到我爱人为孩子为自己四处奔波，心中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酸楚。

人生在世，吃饭是头等大事。为了吃饭，就需要燃料。在解决燃料的大事上，我家也历尽沧桑。我与爱人组成家庭后，起初都是烧柴，或上山砍杂木、割茅草，或向乡下进城卖柴的大人、孩童买松木柴、茅茅柴、筒筒柴。后来由于山林加强看管，乱砍滥伐现象得到遏制，进城卖柴的人少了，家里煮饭炒菜需要燃料多而且又贵。我爱人就与队上的女社员上山，到树林里用马尾松针当柴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老大在光明小学读五年级，利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背上小背篓，手拿小铁耙经常到吉首火车工地食堂，捡没有烧尽的煤渣当煤炭煮饭炒菜，作为解决我家的燃料办法之一。后来，听说烧锯木粉可以烧饭煮菜，既省柴又卫生，我爱人得到这个消息后，便把原来的烧柴的灶改造成烧锯木粉的灶。到锯木场背回袋袋木粉，放在坪场晒干，再将干木粉倒入灶膛，中间插入一个酒瓶通气，与灶门口的小钢管相通，然后把干木粉筑紧，做饭时，往灶孔里送上废纸用火柴引火，火与木粉相接燃烧起来，操作十分方便，火力久久不息，可烧开水，造价不高，节省原料，真是一举多得。

70年代以后，市面上大量推广用蜂窝煤做燃料。我家也和大家一样，常去市燃料公司买无堙烟煤粉自制藕煤。那时，我调市政协工作，单位有三部藕煤机，为节省开支，利用礼拜天做藕煤，后来因为做法不当，干脆不干了。原因一是花时间，二是燃料力不强。于是就到燃烧公司去买制成的藕煤，不用在自制煤了。

进入90年代后，我家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了液化气时代，煮饭炒菜这烦人的家务已成为昨天的回忆。随着电气化的发展，孩子们在厨房里安上了电气设备，煮饭炒菜烧水都用电，既方便，又卫生，无污染，过上了现代化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