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介勇
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
其毒甚蜂虿，其多弥道周。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忧。
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
霜露一沾凝，蕙叶亦难留。
荷锄先童稚，日入仍讨求。
转致水中央，岂无双钓舟。
顽根易滋蔓，敢使依旧丘。
自兹藩篱旷，更觉松竹幽。
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雠。
——杜甫《除草》
称杜甫为斗士也许并不合适，他毕竟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不过，阅读他写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的诗《除草》，一个手持利锄、目中喷火、除恶务尽的慷慨圣斗士形象总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们眼前。诗中的“草”当然不是指自然界的野草，而是不利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重建和发展的奸佞之徒与邪恶势力的比喻或象征。“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左传·隐公元年》）左丘明早就把“除草”与“除恶”相提并论；“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左传·隐公六年》）更是把“去草”与“为国”紧密地关联了起来。杜甫《除草》诗借以阐述国家的兴衰安危与能否斩除奸佞邪恶的重大关系，启人深思。
这首诗写于杜甫在成都辞去他所有官职回归草堂以后。由于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想和抱负，杜甫其实很想在当时唐王朝的封建官僚体系中寻找到一个“用武”的平台。而让人意外的是这么一个忠君爱国者，他的官场生涯跟他的漂泊生活一样举步维艰、艰难苦恨。甚至，在寓居成都的最大生活资助者、职场提携者严武幕府里任职的杜甫也是那样的不如意和难堪莫名。因而公元765年的这次辞去严武幕府节度参谋职务，就意味着杜甫彻底告别了自己曾经那么热衷的仕途。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除草》似乎可以看作杜甫对充斥着奸佞邪恶的旧官场的完全否定与诀别，以及对旧官场中董道直行者的最后警示和秉笔声援。
诗歌伊始诗人就毫不客气地揭露“草”的可恶性。诗句“草有害于人”，把“草”与“人”对举，概括二者之间矛盾和斗争的不可调和性，接着从草的生长位置、毒性和数量三方面进一步地具体地加以揭示。首先它长在“阻修”（道路）上，可谓窃居要津，骄横跋扈。其实，如果“恶草”生长在远离要道的荒郊野外，也算得上有自知之明，大概还不至于引起诗人那么大的厌恶与反感吧？一个“曾”字写出了恶草生长位置的出人意料和肆无忌惮，似乎成心给人上“眼药”，找不痛快；其次它的毒性大：“甚蜂虿”。“蜂虿”之毒，清唐甄《潜书·全学》“士或遇蜂虿而色变”可谓入木三分，而恶草比“蜂虿”还要毒；最后恶草繁多：“弥道周”，让人无处落脚，无路可绕。“曾”“甚”“弥”三个虚词，力透纸背，非咬牙切齿而读不出诗人的内心愤慨。而即便如此，诗人也可能想到过回避这些恶草或者说转移自己对恶草的注意力以求得“眼不见为净”，这一点应该从诗句“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忧”可以读出：“清晨步前林”，不看恶草看“江色”（只是美好的“江色”却无法排遣诗人的内心忧愁）！甚至诗人也想过等到秋天恶草被时间和“霜露”铲除。然而，恶草实在太毒、太多、太当道，它们像“芒刺”一样扎“在我眼”里，不允许诗人视而不见，不允许诗人等“待高秋”的到来。诗人也无法做到自欺欺人！况且，诗人更担心“霜露”一旦到来出现“蕙叶亦难留”的可怕后果。“蕙叶”在这里与恶草相对，显然代表着董道直行的善良者，它们理应受到保护和爱惜。诗人不仅仅能恨，他也是能爱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就活画出一个爱憎分明、绝不骑墙的杜甫。
作为芳草的“蕙”在可恶的环境欺压下也可能恶变，这样的教训是有先例的。《离骚》“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的诗句就表达了屈原因为没有及时收割和保护“众芳”而带来的后悔与痛苦。前车之鉴，后车之覆。于是，诗人决计要采取雷霆般的“斩草除根”行动了。“荷锄先童稚”表现其敢为天下先而绝不等待、绝不推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日入仍讨求”可见其不计时间、不放过一根恶草的决绝行动；“转致水中央，岂无双钓舟”的强烈反问肯定了“除草”除恶办法的正确性和不容置疑性；“顽根易滋蔓，敢使依旧丘”表明诗人对“顽草”之恶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为此，不仅要“斩草除根”，而且还有让恶草远离“旧丘”、无处落脚、无地生根，真正的大智大慧！
经过一番饱含智慧和斗争精神的“斩草除根”行动，诗人眼前展现出一副心旷神怡的动人画面：“自兹藩篱旷，更觉松竹幽。”“自兹”一词切分出时间界限，“旷”呈现出玉宇澄清、天高地阔、松翠竹茂的景象，“更觉”强化着神清气爽、妙不可言的欣慰和体验。由此可见，诗人是一个真正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人。而结句“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雠”，说明“芟夷”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相反“永远在路上”。因此，斗争者应该时刻保持一种“疾恶信如雠”的心理和持续斗争的姿态，绝不让恶草有卷土重来的那一天。
整首诗既呈现了与毒草一样的奸佞之徒、邪恶势力斗争的艰难过程，也展望了胜利后可能出现的“风清气正”的官场生态。尤其是其斗争的坚决性和坚定性以及对斗争艰巨性和持久性的清醒认识不由得几千年后的我们不竖起点赞的大拇指。
说实在的，初读这首诗时我真有一种酣畅淋漓、大呼痛快的感觉，真想把它称为杜甫生平的另一首“快诗”（浦起龙《读杜心解》认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然而，掩卷沉思，不得不疑惑起来：诗人真有那么大的“除草”能量吗？如果有的话，诗人终身不得志的郁郁情结又从何而生呢？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除草》叙述的不过是诗人杜甫诀别官场后一次“斩草除根”“除恶务尽”的“头脑风暴”。为什么这样说呢？诗人对历经安史之乱的唐王朝“恶草”难除的官场生态十分清楚，对自己空有一腔热血却无能为力的尴尬也心知肚明。譬如，对蜀地叛乱的徐知道，诗人能奈其何？对杜甫自己在《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缎》诗里提到的“骄贵盈”的李鼎和“气豪直阻兵”的来瑱等等诗人能奈其何？对“前后在蜀多年，为所欲为，大肆施行猛政”“奢侈荒靡穷极”（《旧唐书·严武传》）的剑南节度使严武又能奈其何？我想恐怕诗人只能或者陷入无边孤独：“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宿府》）或者，偶尔发发脾气、说点反话：“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去蜀》）要不然呢，就只能来一次“头脑里的除草风暴”吧，又哪里会有一次真真切切的现实行动呢？诗的字里行间也暗示着这一点。如“焉能”、“敢使”这两个具有反问语气的虚词。表面上看，“焉能”是哪里能够、怎么能够，“敢使”是哪里敢使、怎么敢使的意思，语气坚定，态度激烈，而细推敲则内含着“如果能够，多好”的美丽幻想，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纠结情结。是呀，假若能够等到“高秋”让时间和霜露自然杀除毒草，杜甫们就不必承受冲锋陷阵的危险了；假如能够让毒草依于“旧丘”，杜甫们就不必承受运载的艰辛了。而且，“自兹”一词很有意味。上文说过，“自兹”切分出时间界限，是对这个时间界限以后的前景展望。既然是展望就不是已然，自然充满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原来诗人对斗争的结局也未必坚信呀！而内涵最丰富的大约应该数“旧丘”一词了。显而易见诗人用“旧丘”比喻毒草的生长土壤。有生长土壤在，毒草就可能铲而又生，铲而不除，所以真正要做的是变革或铲除其生长的环境。如此种种，现实里的杜甫能够做到吗？当然不能，何况创作诗作时的他已经彻底告别了官场。
那么诗人为什么要来这一场“头脑风暴”呢？就缘于“是进亦忧，退亦忧”（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忠君爱国思想和沉郁顿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因此，虽是一场“头脑风暴”，一个忧国忧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杜甫却永远地立在了封建士大夫的标杆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