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湘军
系统记录傅鼐治理苗疆方略
傅鼐，浙江山阴人，原为云南宁洱知县。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至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湘黔边区爆发苗民起义，史称乾嘉苗民起义， 傅鼐随云贵总督福康安来湘西镇压苗民起义，因战功卓著，留任凤凰厅同知。清尽管厅县连称，但厅同知为五品或六品，比知县高一至两个品级，傅鼐此为提拔重用。他在苗区实行均田、练勇、修边的三大方略，进行乾嘉苗民起义善后，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布局，湘黔边区苗疆很快安定下来。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到来前的最后时刻，终于完成了秦汉以来将湘西纳入统一国家管理体系，这是一项历史功绩，他被后世誉为以一人定苗疆。魏源不仅在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里收录了傅鼐的均田、练勇、修边三议，而且还专门著文对傅鼐三大方略进行全面而系统的介绍。
所谓修边，就是修筑苗疆边墙。明代于湘西苗疆修筑南起凤凰亭子关、北至吉首喜鹊营长达三百八十里边墙，但毁于明末大动乱中。傅鼐任凤凰厅同知之初，就大力推动边墙修筑。
据魏源的《湖南按察使赠巡抚傅鼐传》介绍，修筑边墙的目的是为了化解愈演愈烈的汉民与苗民之间的土地纠纷。改土归流之后，大量汉民涌入湘西，挤占了苗民的生存空间，加上文化上的差异，以及部分汉民中的不法之徒、官兵对苗民的剥削与压迫，导致苗民生存维艰，于是爆发苗民大起义，喊出“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加上乾嘉苗民起义平息之初，川陕白莲教起义，大军移师北去，湘西防务空虚。因此傅鼐认为，异族逼处，非碉堡无以固，碉堡非勇丁无以守，勇丁非田亩无以赡。决定重筑边墙，其作用是厘清民苗界址，民地归民，苗地归苗。这是苗疆边墙最大不同的地方，不像北方长城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外族入侵。魏源在《湖南按察使赠巡抚傅鼐传》《防苗》介绍了边墙的类型、各个类型之间的关系、作用、数量、布局、守军人数、建筑特点、来源、时间等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苗疆边墙修筑至嘉庆十三年才告完成。四川大小金川碉楼林立，号称中国碉楼之乡。有四角、六角、八角甚至十二角碉楼，高度从几米，到十几米和几十米都有。公元1747年，大小金川发动叛乱，川陕总督张广泗、四川提督岳钟琪先后出兵平叛，一直到公元1776年，金川之役才结束，历时三十年。镇筸总兵富志那从征，习知山碉设险之利。魏源认为，傅鼐修筑边墙，是受到川西碉楼的影响。
但是，苗疆边墙与川西单一碉楼不同。它是边墙、哨台、炮台、碉卡、屯堡等类型的组合。不同类型对地理位置的选择也不一样，即“边墙亘山涧，哨台中边墙，炮台横其冲，碉堡相其宜”。并具有不同功能，即“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以遏出以截归。”
各个类型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傅鼐每天收恤难民在城堡附近安置，挑选壮丁防守，共收恤难民十万余户。其中碉楼数量最多，十余碉则筑一堡。各个类型即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建筑的方法是因地制宜。如“凡制碉堡之法，近石以石，远石以土，外石中土，孔以枪，掘濠以防”。守军人数，“碉容五人，堡乃众藏。”
边墙分布于凤凰、乾州、永绥、保靖、古丈五厅县，但各厅县布局情况不一致。相其距苗远近，碉堡疏密，为田亩多少。凤凰厅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轮守，并千人备战，共需田三万余亩。乾州厅碉堡九十余，守丁八百，屯田三千余亩。保靖县碉堡四十余，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余亩。古丈坪厅苗驯，止设碉堡十余，守丁百，屯田五百余亩。永绥厅新建碉堡百余，勇丁二千，亦屯田万余亩。
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贵州松桃厅石岘白老寅纠集湘黔边十四寨苗民起事，傅鼐率乡勇千五百驰援铜仁，大获全胜。战后仿在湘西的做法，建碉堡守之。这样苗疆边墙延伸至贵州境内。
以守苗疆功，朝廷诏擢傅鼐辰沅永靖兵备道，总理苗疆事务。清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分巡抚、道、府、厅县四级，全国共86道，道员一般为四品，加兵备衔共8道，正二品，多设于关外。辰沅永靖兵备道管永顺、辰州(治沅陵)、沅州(治芷江)、靖州(治怀化靖州县)四府二十二县。时湖南共三道，西南加兵备衔的仅此一道，道员一般兼省按察使或布政使，任满后多人直接升湖南巡抚，因此有半边巡台之称。
2021年元月至9月州文化旅游广电局组织开展苗疆边墙全面调查勘探，调查组还深入松桃开展调查。调查勘探显示，全州保存好的苗疆边墙遗存共588处，以凤凰最为丰富，其次是吉首；发现了石边墙、土边墙、土石混合边墙、人工与自然混合边墙，全部建在崇山峻岭，墙体普遍都不高大，符合划定地界的判断；遗存类型以碉楼最多，达300余处，有烽火碉、卡碉、寨碉、家碉、界碉、风水碉之分，等等，与魏源介绍的情况高度一致。
我们基本上采用魏源的分类方法进行资料整理，建立苗疆边墙数据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魏源没有将关门、关厢加进去。这次还新发现仓廒(包括苗义仓、屯义仓、常平仓、道仓)、道路(驿道、商道、营道、乡道、桥梁)、龙窑。魏源所称的堡按功能、性质、建制，可细分为城堡、屯堡、汛堡、哨堡、勇营、古堡寨，等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