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印

2022年，我又一次回到故乡凤凰。分明已是早春，却酣畅淋漓地下了好几场雪，我凭栏品茗，贪婪地饱览漫天飞雪的盛景，不仅毫无寒意，反而心中漾起丝丝暖流。暖流是从心窝涌动的，那是好多年以前雪夜里一炉篝火燃起的回忆，几十年了，从未熄灭和冷却。

1969年刚过元旦，我们一群初中毕业生响应祖国号召去了农村当农民，叫下放知青，也叫下乡知青。我更喜欢别人叫我们下乡知青，感觉下乡是暂时的身份，终究我是要属于城里的人。叫知青，有点狐假虎威，我自己暗暗发笑，三年初中课都没上完，三天两头被组织上街游行，去广场集会喊口号，有啥子知识？顶着下乡知青头衔，农村还真把我们当知识分子呢。

下乡那天，是早春二月，也是漫天飞雪，一辆大货车把我们几十号知识青年拉到凤凰苗区山江，在公社食堂吃过晚餐后各散四方。十几个知青和一位老师、一位县剧团演员被分配到偏远的乍能村，我与另四位男知青被安顿在一户苗族青年家。这青年姓龙，长得清秀面善，可能还不到20岁，年前刚从邻村接了新嫁娘。说接嫁娘而没说结婚，是因为那年头农村还不习惯结婚这个词，苗区更不屑于走这种“程序”。嫁娘比她的小男人更年少，十分漂亮可人，出嫁前经过一番修眉、描眼、绞毫毛(用细麻线把脸庞上的胎毛绞掉，一般由“闺蜜”操作)，更显得白净光鲜，惊鸿一瞥，新嫁娘的嫁衣绣着花边彩带，镶满了白晃晃的银饰，头上顶着高高的花丝帕，估不准她的实际身高，感觉若是卸下嫁衣，很像电影中饰演潘金莲的王思懿。他家屋子很大，高墙大院，堂屋里如同多数苗家一样，没有分隔成小房间，就安放着几张木床，各自寝卧，是“几代同堂”，床上挂着黑色的大麻布帐，互为屏障。他父母均已去世，好像也没兄弟。那天雪雨交加，我们奔波一天，衣服鞋子都打湿了，小男人在堂屋火坑里架上几大块柴蔸，堆起一米多高，熊熊火光照得满屋暖融融、亮堂堂的。火坑上吊着一个大鼎罐，吱吱地响着沸水，鼎罐上方挂着黑不溜秋、飘着烟尘的腊肉，火坑角上坐着一个大坛子，腌着苗家餐餐离不开的酸莱，火边热灰里埋了一窝红薯，他一个劲地劝我们扒出剥吃，加餐。加餐是那年头奢侈而充满诱惑的词儿。有加餐的生活非富即贵，幸福指数“杠杠滴”。红薯很香，屋里很暖和，主人的贤惠好客驱散了我们初始离家的凄凉和迷茫。小男人的新嫁娘是他年前娶进的，小两口新婚燕尔，卿卿我我，他一边破着竹篾，一边跟嫁娘讲情话。嫁娘摇着手纺车纺着棉线，发出嗡嗡的声音，棉线团由一根筷子状渐渐旋转变成纺锤形。小男人说了一句色色的话，嫁娘嗔嗔地说屋里住了知青，晚上可不准乱来啊！小男人应了一句更色的，羞得嫁娘满脸通红，两手直往他胸脯上捶打。他俩讲苗语，以为我们不懂，我那几位知青朋友确实也不懂，云里雾里，我却听得暗暗偷笑。我怕他俩越讲越来劲，便借故今天累，说想睡觉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新嫁娘的肚子也像她纺的棉线团一样由小变大，把篾箧摞得高高的。我观察到他家的庭院很大，进出的大门像个小碉堡，内里有个阁楼，空着，也挺大，便提出我们想搬到阁楼上住。

下乡知青第一年吃国家供应粮，每月还有几元生活费，生产队田里长着油菜，油菜是老品种，有一股呛鼻的辣味，当地叫“冲菜”，老队长叫我们随便掐着吃，但不让别的队知青掐。小两口家的酸菜坛自然也布满了我们的手爪印，嫁娘说只要知青们喜欢，都随便来舀，酸汤开胃。

后来，我们每天晚上依旧聚在堂屋烤一通火，小男人依旧把火烧得旺旺的，嫁娘依旧纺着棉线……再后来，小两口知道我原来是“苗语通”，对我格外亲近体贴，有一次嫁娘还问我她好不好看，我说好看。她又说，她不算好看，她妹妹才好看呢，方圆几十里的后生跑来想看她妹妹，对山歌(情歌)的坐满了村前的半条坡。“让我妹妹做你的嫁娘好吗？”她声音软软地问我，我却不知道怎么答才好……

后来，因知青政策调整，我们离开了那里，但那一夜的雪雨和那家的一炉篝火，成了我一生难忘的温暖回忆，只是再没有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