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助全

在我人生的河流里，流淌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当一名作家。

这个梦想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很长很长。读书时，婆婆、母亲和大哥们说我这个“蠢”小子是在做白日梦，同学们也戏笑我不知天高地厚，幸好,老师并没有嘲笑我。在我读四五年级时，有记日记的爱好，一个星期要写上二三篇，字写得歪歪扭扭不说，一百来字还有十几个错别字，都是老师不厌其烦地耐心指导，启蒙，我更坚定了我的梦想。山里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如此妄想的作家梦呢？

那就从我记事起开始吧。我出生在泸溪县合水镇横坡村，那里青山卧云烟，山明水秀。那时，国穷民贫,爷爷英年早逝，父亲在我三岁多时也撒手人寰，留下耄耋的婆婆。母亲36岁守寡，又有不知事的5兄弟，一家7口人的衣食住行全靠她一个人背负。白天，为了多挣工分她要干男劳动力一样的农活，夜晚，纺线、织布、纳鞋，熬到深夜，填补家用以供孩子们读书。煤油灯下，母亲织布声声，要我背诗写字做作业，我几乎是在煤油灯下读完小学，犯困、打瞌睡时，常被她叫醒背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母亲笑我牙风不全，关不了风，说我像山里没出窝的鸟儿在叫，叽里呱啦不知念些啥。可我也确实不知诗意。直到从山寨读到镇上，再到县城，才慢慢理解《木兰诗》的其境，木兰织布时叹息，想的是国家，从而女扮男装，精忠报囯，而母亲织布为的是孩子们能念上书，长大后当个有学问的人，这是一种共同的家国情怀。我感慨，母亲不仅赋予我的生命，并教会了我的担当，还有农耕文学的基因传承。

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为了让孩子们能读书，她尽到了母亲的责任。但许多事情不是尽力就能如愿，大哥二哥不到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十三四岁的大哥外出学缝纫，二哥在家帮母亲干手脚活。我十几岁时，大哥从外地回家，给我买了一支钢笔，我带在身上去放牛，做作业时发现钢笔丢了，就像丢了魂似的，跑到放牛的坡上，在荆棘丛中一遍一遍地寻找，手臂被荆棘划刺成一道道血痕，就是不见找不着……天黑了，母亲不见我，她带二哥打着火把到坡上找我，见我还在哭泣，她拽着我起时说，娘没用，让你受苦呢，为一支笔伤心成这个样子，回家吧！

母亲赋予我的诸多诸多，但爱上阅读与写作，是受了三哥的影响。他高中毕业后，应聘到镇政府当摄影通讯员，白天采访，夜晚冲洗照片、写稿投稿，从乡镇到县，再到州电视台、《团结报》、湖南卫视、《湖南日报》等媒体，经常出现徐助双的名字。那时，我在镇四中读书，寄宿在三哥处，耳濡目染。初二时，我写了一个小说寄到县广播电台，播出后得了二元五角钱的稿费，这是第一次写作上的收获，心里乐开了花。村里人听了广播后说我这个小子可以啊！

三哥爱看书，收藏有《青春之歌》、《第二次握手》、《烈火金刚》等书籍，还订阅了《芙蓉》、《收获》、《小说月刊》等许多杂志。这么多书籍刊物，丰富了我的课余时间，还养成了睡前要翻上几页的习惯。以致有年躺在床上看美国作家梭罗的《秋色》，一边抽着烟，竟不知不觉睡着了，烟头把盖被到垫被烧出了脸盆大的窟窿，我也被烫醒了，妻子埋怨了好几天。

树大分杈，儿大分家。两个大哥分了家，三哥刚参加工作，我和小弟与母亲一家，读书的生活费大哥负担小弟，二哥负担我。我不想读书考大学，就去了部队。

正逢南疆边陲弥漫硝烟十年间，战斗空隙间始终没放弃手中的笔，成为一名前线“战地记者”，一篇篇稿子活跃于报端。在投稿中，我结识了《团结报》侯雪梅老师，回家探亲路过报社时总要拜访她，她送我一本采访本和厚厚的一沓稿纸，要我多报道家乡子弟兵在戍边中的战斗生活。当时，湘西自治州包括张家界、桑植县，有一千多名湘西籍战士分布在边陲。《团结报》为了加大宣传力度，派出了邓亚平、洪振湖两位记者亲自到前线，顶着冷枪冷炮，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东兴镇、哨卡、猫耳洞，走访了二百多公里边境线，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采访，深度报道了一系列湘西籍子弟兵守边御敌的动人事迹，在红色土地的湘西，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

2001年，我有幸得到吉首大学文学院读书的机会，当时家里经济不宽裕，小孩小，爱人忙，母亲要赡养。面对困难，我还是从生活漩涡的间隙中，义无反顾地迈进校园这片知识的乐土。学习期间，我决心从新闻转型于文学，写了一篇《精神的，永远是美丽的》送到《团结报》社石健编辑手中，她认真看了后说，还行，有阅历，接地气，没几天就刊登在晚报版上。

不久前，有位文学爱好者来见我，一见面，他从提袋取出厚厚的一叠报纸和刊物，上面有我多年来发表的文章，和他曾在我编《泸溪县情》时他的文章。我正在懊恼自己做事马虎，没把以前发表过的作品保存下来，就连自己出版的报告文学《永恒的瞬间》一书，书房一本也找不到了。真是雪中送炭。晚上，一个人清静地躲在书房，一鼓作气看了大半夜，嗅闻着文字里的那缕清香，恰似心田绽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