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汉章

我的父亲，今年已78岁了。在他年轻时，差点就成了能吃“公家饭”的人。

父亲，在他的那个年代，是我们村子里唯一的初中毕业生，还是在我们县第一中学毕业的。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算是很厉害的。那时的县一中，可以说是我们县里的“最高学府”。所以，父亲在村子里算是一个文化人了。

那个年代，盛行“工农兵”保送进大学，毕业后就是“国家的人”。我家是好几代“贫农”，父亲完全是属于“根正苗红”的那一类，在讲究“家庭成分”的那个特殊年代里，这点条件很重要。

听母亲说，为此我们公社的书记还好几次专程来到家里，做爷爷奶奶和母亲的思想工作，生怕他们“拖后腿”。因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那时母亲拖着3岁的大姐和不满周岁的二姐，父亲是家里唯一能拿工分的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家人就指望着父亲的工分过日子。

其实那个时候，秉性坚强的母亲都已做好肩负起全家重担的准备了。父亲也于第二天清晨背着母亲精心为他准备的行囊，匆匆步行去县城报到了。

也不知怎么回事，在报名登记的那一刻，父亲却故意把他的年龄说大了好几岁。因为年龄不符合要求，父亲被“理所应当”地退回村里，又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村里。

为这，公社书记气急败坏地上门狠狠把父亲“责备”了一通，最终也只好把他安排在生产队里当了一名会计。但父亲没后悔。或许在父亲心里，能守着、照顾好这个家，比什么都重要。

在父亲之后，村子里又陆续被保送出去两三个人，如今都已退休居住在外地。就为这，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埋怨过父亲。说要不是他在那次的“突然兴起”，或许我们家今天也就会是另一番光景了。

尤其是1997年，我毕业分配不顺利那次，母亲几乎是哭着数落了父亲一整晚。记得那晚，父亲头埋得很低，很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只一个劲吧嗒、吧嗒地猛吸着旱烟。

等母亲念叨完了，父亲才微微仰起头，满脸愧疚地苦笑着说：“都是命，一切都是命……”

我想也许吧，要是当时父亲不是心疼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牵挂爷爷奶奶的身体，担心他出去后这个家无法维系，而义无反顾地选择出去了，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我和妹妹了，也就没有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家。

许多年过去了，大姐、二姐相继出嫁，我与妹妹总算也在县城立住了脚，安了个家。雏飞巢空，在父亲心里，或许算是完成了他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农民的传统使命吧。

我在城里搬进新家的那天，我开车到乡下把父母接来了。妻子更是特意给了父亲一把新家的钥匙，说往后这里也是他们的家了，什么时候方便，想来的时候随时可以来。

接过钥匙那一刻，我感觉父亲明显有些激动，眼眶微微泛红。父亲慌忙背过身去，在客厅里装模作样地踱起碎步来，东瞅瞅，西瞧瞧。不时伸出他那双满是褶皱的老手往墙壁上东摸摸、西蹭蹭。母亲则尾随其后，一再地警告父亲别把白色的墙壁给弄脏了，害得父亲像个孩子般窘迫无比。

我想此刻，在父亲固有的潜意识认知里，或许还在认为他的儿子总算是替他圆了几十年来可以当一个城里人的梦想吧。

后来，父亲和母亲依然执意要住在乡下，还在一如既往地操持着几亩薄田地。前两年，在精准扶贫驻村扶贫工作队的产业政策推动下，父亲也栽了五六亩黄金茶，日子就更闲不住了。但平日电话里他总告诉我们，他和母亲身子骨还硬朗，每顿还能吃两大碗米饭，要我们在外安心做事，不用为他俩担心。

每念及此，自己的思绪就会飘回到那个遥远的小山村里，心中也不禁会泛起一抹隐隐的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