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永凯

岁月悠悠，如酒如歌。不知不觉中，我与《团结报》结缘已有六十年。

1961年9月，我考入保靖民中高中部。晚自习前，我担任读报员念读15分钟《团结报》。

1962年5月23日，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回家务农。第二天，我到公社邮电所，花6元钱，订了一年《团结报》。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看报写稿，开始结识《团结报》。

我连续投了20多篇稿件均石沉大海，开始心灰意冷了，便将自己情况写信告知报社。不久，我收到《团结报》群工部回信，鼓励我积极写稿，并寄来内部刊物《通讯工作》和三本稿纸，心里特别激动。

1962年11月20日，我写的读者来信《要认真做好〈团结报〉投递工作》，被《团结报》采用，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十分激动，一口气看了好几遍。不久，我被《团结报》发展为农民通讯员。时任报社群工部主任的周德启（周大姐），经常写信教我如何抓题材、写稿等。

1973年12月15日，州团结报社通知我参加“全州工农兵通讯员座谈会”，让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着。天刚蒙蒙亮，我便起床、洗好脸、穿上草鞋，翻过五座大山，一路风尘一路歌，步行90多里山路赶到吉首。

时任报社副总编的谢经伟及记者石水生、罗兴义等为大家上课。座谈会上，学习了毛主席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我领会了“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深刻含义，作为一个农民通讯员更加充满信心。

1984年，国家推行干部聘任制，规定年龄在35岁以下，文化在高中以上青年可以参加考试。时年38岁的我，因“能写”被破格录用，成为了一名乡镇干部。

1986年春天，乡党委要我牵头在全乡开展贫困情况调查发现：中心乡中心村二、七组，在大包干责任制前，都是全乡最贫困的组；推行大包干责任制后，二组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推行科学种田，几年时间变成全乡最富的组；七组产业结构单一，科学种田意识差，依然停留在全乡最穷的水平。我认真分析对比两个组的情况，撰写一篇调查报告《同在一条起跑线，为何相差一大截》，在1986年6月26日《团结报》以头版头条刊登，并加了“该走那条路”的短评。

1988年，我调往吕洞山区公所工作，到县民委争取300元，举办全区通讯员培训班，请《团结报》当时的记者龙四忠上课，为5个乡共培训通讯员34名。同年，我在《团结报》上稿29件，其中头版头条4条，年终评比荣立三等功。

1997年，我任县委驻原仙仁乡科秋村工作队队长。原来的仙仁乡是全县最小的乡，经济很落后，新闻报道几乎为零。那年，仙仁乡在《团结报》上稿8件。

退休后，我参与县老年大学组建工作，十年内在《团结报》发表200余篇文章，受到县委宣传部的表彰。

六十岁月，弹指一挥。我年已76岁，从1962年16岁时开始写稿，至今已满60年。我从《团结报》起步，受教育、长知识、增才干，路越走越宽。如今，我仍坚持看《团结报》，坚持学习，坚持写稿，有生之年，笔耕不辍！

（作者系保靖县农村经营管理服务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