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斌

刘震云所著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茅盾文学奖”。这一通俗易懂、娓娓道来、叙事型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读完让人心情难以平静，思绪万千。

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正如万千普通的中国人，在千丝万缕的人际中应付周旋，既觉心累，也感孤独，甚至为了一个说得上话的人，不惜离乡背井，开启无助的找寻之路。

整部小说分为《出延津记》《回延津记》上下两部，记叙了长达百年，共四代人，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故事。

历史总在重复，故事总是相似。

小说中的人物，没能走出命运的樊篱，一些命运或性格的悲剧总在重复上演，一些历史或故事的情节总在循环往复。上部《出延津记》记叙了杨百顺的故事。杨百顺后来又叫杨摩西、吴摩西，甚至以他崇拜喊丧的“罗长礼”为名，从找与自己名为夫妻，却不在一个频道上，与人私奔了的妻子吴香香，到为了寻找与自己说得上话的妻子女儿——巧云，而出走延津。《回延津记》衔接上部，记叙了曹青娥（被拐卖的巧云）的儿子牛爱国，为了找与自己离心离德而与人私奔的妻子庞丽娜，到寻找与母亲义父相关的人，寻找与自己说得上话的人，而回到延津的故事。

围绕寻找的主线，故事似乎不会完结。因为小说的结尾是几句简洁的对话，最后在“不，得找”这一简短有力的回答中戛然而止。这个“找”对应问话的人，问的是牛爱国寻找的对象（庞丽娜）；而对牛爱国自己，他很清楚，寻找的是他的心上人，曾与自己有过一段婚外情，自己不敢面对，却又牵肠挂肚的人（章楚红）。

其实，芸芸众生，何曾没有同样的经历或感受，何曾没有过像杨百顺、牛爱国那样心口不一，表里不一的时候。行动是为了让世人看的，好向世俗交代或交差。但行动的实质，却不是让世人希望或认为的那样，而是自己心里想的或希望的那样。这样的活法或感觉，我看着都累。

为了更好地刻画孤独和累，作者在记叙中运用了不少的写作技巧。既有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移镜幻影，又有余华《活着》的自我讲述，还有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夹叙夹议，也有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的时空交替……然而，这些技巧不是模仿，而是灵活运用、融会贯通，形成了作者极具鲜明个性的写作风格。其中，印象较为深刻的写作技巧或方式有几种，即追叙、对话和剖析。

追叙，是一种追忆性的记叙，它可以让时光的镜头拉长，弄清事情的本原。在《百年孤独》中，“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与这样的表述相类似。这种追叙方式，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比比皆是。像“杨百顺十六岁之前，觉得世上最好的朋友是剃头的老裴”，“杨百顺七十岁想起来，他十九岁那年认识延津天主教神父老詹，是件大事”等等。这种追叙和回忆，让时光倒流，使事物的是非曲直经受时光浪潮的刷洗，恢复本真面目。让人在平静中，观看和感悟小说中的人物命运；让人觉得其中的喜怒哀乐，是那样的自然而然，而又不得不因他们的喜怒哀乐，引发情绪变化，或掩卷沉思，认为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在身边。甚至觉得如果自己身处其中，也会是一样的剧情。

对话简练、简洁，很有语境，符合小说人物的各自性格，符合当时的场景，符合相互交往交情的浅深。既有热烈或平淡的真情实感，又有口是心非的虚掩，无所谓的应付，还有针锋相对的较量，或嘲弄嘲讽，或指桑骂槐……这份真情，是人性的美好；这份实感，是人生的境界；这份虚伪，是人际的真实存在；这份争斗，随时随处都在发生。正是作者的写作佳境，还原了真实的世界，描写了人际的本来。

通过剖析，刻画人物心理，还原事情真相的写法，让人联想到“剥笋子”“剥白菜”“剥洋葱”等场景，以及“庖丁解牛”的故事。作者不遗余力，深入浅出，层层递进，剖析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还原着复杂人际关系的本来面目，解读每个人语言表达的真实意图和深层涵义。作者通过他的笔触，让我们看清这份简单，了解这种复杂。有时觉得这样描写，压抑，烦琐，让人透不过气。有时又觉得这样描写，深刻，直白，让人直呼过瘾。

正如本书评论者皮波舜所言：“阅读本书是沉重和痛苦的，它使我们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当然，阅读本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与顽强。为了精神上有所依托或慰藉，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