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笃雄

2019年5月20日，我收到一件包裹，迫不及待地打开，里面有新书，有理论专著、散文集、诗歌集等。这位热心人是谁呢？仔细一看，作者是黄宝维先生。

猛然间，记忆门窗豁然开朗，他就是60年前泸溪县达岚公社罩子坡的《团结报》农民通讯员。和其他工农通讯员一样，素未谋面，但早已成了书信密切来往的知心朋友。

1963年1月，我调离团结报社，从此就失去了联系，弹指一挥间，就是60年。这时我捧着他用心血写出的沉甸甸著作，感慨万千。

1959年底，我进入团结报社编辑部，在老报人郭子凡、刘仁民等老师手把手的辅导下，业务能力迅速提高，很快适应新闻工作。1961年初，为全面落实“全党办报”的方针，使《团结报》更好地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巩固和提高通讯员队伍，编委会决定专人管理通讯员，掌握来稿情况，处理来信来访，我由第三组（文教卫体和副刊）调到总编室，做人事、通讯员管理工作。通过认真整理，统计出通讯员有2500多人，基层干部通讯员100多人，其中有一批工农通讯员，这支队伍分散在全州的工厂车间、田间地头，是办好报纸的有生力量。

当时国家正处在建设阶段，通讯还不发达，编辑部仅一部电话，而许多通讯员的住地和工作单位没有电话。因此，编委会要求每个编辑每人每月给通讯员手写书信30封以上，信封和信笺必须保证需要。我及时到印刷厂排字车间，肖德纯师傅从铅字架上将毛主席题写的“团结报”三个字的锌板递给我，从此毛主席题写“团结报”三个字印在了信封和稿纸上，取代了原来的宋体字。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正处在困难时期，印报纸的新闻纸张都很困难，这批信封和稿纸本都是造纸厂收购旧废纸加工而成的再生纸，但大家都很理解当时的暂时困难，并未影响通讯员写稿的积极性，反而激发了写稿热情，稿件来源稳定，质量也越来越好。

那个时期，编辑部只有30个人，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但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迎难而上，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当时，住房条件很紧张，又面临大街，大多数干部两人共住一间，我与李卫国、田心渊、杨隆俊4人合住一间。每天清晨四五点钟，载着水的木轮板车从窗前吱吱经过，大家便起床到峒河边洗漱。休息时间，我们把办公室周围的空坪隙地都种上蔬菜，我和马光文、孙启忠在矮寨坡安营扎寨，播种粮食，以改善职工生活。同志们在困难面前没有一个人退缩，保证报纸按时出版发行，与通讯员的书信联系从未间断。

通讯员特别是工农通讯员队伍，水平参差不齐，他们生产劳动任务重，交通又不方便，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我主动编辑了《团结报通讯》32开的小册子，确定了几个栏目，有当前报道提示、转载新闻写作论文，介绍新闻写作知识，评价通讯员稿件等等。每期印刷后及时寄给通讯员。后来，编辑部选辑了40篇文章，编成了《关于新闻写作问题》一书，由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对编辑记者和通讯员的新闻业务的提高起到一定作用。

报社还重点培养一批工农通讯员，我除了与他们通过书信联系紧密外，还在通讯刊物上评价他们的文章。虽大多数人素未谋面，但彼此如同老朋友般熟悉。如今，80多岁的我对他们仍记忆犹新，记得工人通讯员中有州机械厂的罗尚泉、农民通讯员有泸溪达岚公社罩子坡的黄宝维、保靖县毛沟公社卧党大队的徐斌、凤凰县的向宽高等等。黄宝维同志，中学毕业后回乡当农民，没有放弃学习，经常写一些通讯和诗歌投给报社，到信用社工作后同样积极写稿。后来在县金融部门工作，写了不少论文并获省以上部门的奖励，被评为高级经济师，业余时间创作多种题材的文学作品，有的获全国伯乐文学奖，被吸收为省作协会员。

1963年1月，我恋恋不舍地调离了团结报社。在报社工作时间虽短，却是我人生中极其重要的驿站。六十年来，《团结报》成了我每天必读的报纸，看到新闻报道越来越快捷，内容越来越丰富，报纸越办越好，甚是欣慰。我时时怀念那些素未谋面的通讯员，特别是工农通讯员，经常从《团结报》上寻找他们的踪迹。当年他们那龙飞凤舞的笔迹仍然在我眼前浮现，他们那有血有肉的文章依然在我脑海萦绕，他们那发自肺腑的诗歌仍然在我耳边回响……因为他们来自湘西这片沃土，来自广阔的农村，来自机器轰鸣的车间。这批通讯员有的在工作中为湘西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有的像黄宝维同志那样著书立说歌颂湘西的巨变，为湘西的发展鼓与呼，实现了自己的美好梦想。

当年为《团结报》发展做过贡献的通讯员们，如今有的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有的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形象，已深深烙在我的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