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天元

我跟《团结报》结缘，说起来，与我去团结报社送稿子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记得，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一名村小的代课教师来到花垣县排料乡政府任文化站辅导员。 有一天，当时的乡党委书记拿着一张《团结报》对我说：“你要在《团结报》上多发表文章宣传排料乡，往后文化站开展什么群众文化活动，乡里大力支持……”

经他这么一说，我白天和乡干部们一起下村，晚上回到乡政府就在灯下写新闻，先是写好草稿，再进行修改，然后再工整地抄写在稿纸上，经常是写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才搁笔。

一天深夜，我刚写好一篇新闻稿，脑海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给团结报社送稿子去，当面请教报社的编辑老师，学学新闻写作的技巧，提高稿子质量。

我第一次去报社送稿子是骑着当时乡财政所的“凤凰”牌自行车去的。那天，我带上一篇反映排料乡培管万亩药材的稿子，一早从排料出发，经排碧、过阳孟、下矮寨、穿寨阳、进吉首，40多公里的路程，花了一个多小时。当我爬上团结报社二楼时，一个叫“老骥”的编辑热情地给我倒茶，问这问那，让我紧张的情绪一下松弛了许多。

“老骥”是他的笔名，他叫易启茂。我告诉他，我是骑着自行车来送稿子的，为的是跟编辑们当面拜师，学学新闻写作“经”。

“老骥”热忱而细心地给我指点：“新闻要新，作为基层通讯员，要善于从普通的事件中捕捉新闻亮点，要多看多想多写多练……”他认真看了我带来的那篇稿件后说：“稿子的标题还可以斟酌，一个好标题就能一下抓住读者的眼球。”

几天后，我那篇稿子见报了。“老骥”对标题进行了修改《抓好配套开发 搞好全程服务 排料乡药材基地高低两层绿》。我前后一对比，受益匪浅。

之后，我经常去报社送稿子，在“老骥”引荐下，我结识了胡志成、胡明仲、田宗桂、胡德利、侯雪梅、龙仙花等多位热心的编辑老师。在“老骥”等众多老师的指导下，我的新闻写作水平得到了质的提高，尤其是在新闻标题上讲究独特与新颖，采写了《山里外出“打工仔”带回山外“金凤凰”》《不图“露水钱” 要引“长流水”排料乡农民工程队争先承包冬修水利工程》《“媳妇”坐热了“冷板凳”》《排料乡“家庭权力”向“文化人”倾斜》《“败家子”败出“大家业”》等新闻稿件。

在排料乡工作的五年时间，我采写的新闻稿件屡屡在《团结报》发表。1994年4月，我被县广播电视局破格录用，成为一名电视新闻记者。

送稿激发了我的新闻写作激情和新闻上稿的悟性。进城后，我利用电视记者的工作便利，不间断地给《团结报》写稿投稿，工作之余仍旧去报社送稿子。在与报社编辑的接触交流中，我渐渐学会了如何研究报纸各个时段的报道中心以及每个版面每个栏目的用稿需求。正因如此，几年下来，在《团结报》的年上稿数就突破了百条，连续10多年被评为《团结报》优秀通讯员。

一直以来，我把送稿视为拉通与报社编辑沟通交流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报社搬迁新址后，我便带上U盘去送稿，又跟新的一批编辑、记者成为了朋友。我与他们走得近、谈得拢，无话不说、情谊交加。每次去送稿都感受到“家”的温馨。

从当年的一头青丝到如今的满头白发，我丢不下的是给《团结报》写稿送稿，忘不了的是那些离世的、离退的、调离的、在岗的、熟悉的、陌生的《团结报》人，他们见证了《团结报》从黑白到彩色、从纸和笔到数字化的变革与飞跃，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代又一代《团结报》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奉献。

退休后，我仍然去报社送稿子，如今用的是微信送稿。一生与《团结报》相伴，初心如磐，我没有“落伍”。

（作者系花垣县财政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