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冰

久闲，常忆起小时候。尤其在初冬天气阴霾时，压抑，想说一个人。

这个人是武生伯伯。武生伯伯全名吴武生，笔名江南岸，高个，清瘦。吴家祖上家境殷实，在花垣城郊坝塘村盖有三进楼的大瓦屋，人称吴家大院，吴武生在吴家大院出生。他创作的叙事长诗《兄弟河》《将军马》，先后在《长江文艺》发表，当时影响很大，声名鹊起。后来这两部叙事长诗均由湖南民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兄弟河”流经花垣县苗区，原名苗河，带有对苗族的歧视之意。《兄弟河》叙事长诗把巴掌大的苗河吟诵成举国示范苗汉一家亲的兄弟河，传为佳话。后来不仅苗河改名“兄弟河”，团结报创刊后，设文学副刊版面，据此采用《兄弟河》为副刊刊头之名。至今，《兄弟河》仍为《团结报》文学副刊名。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吴武生考入南开大学，后又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深造。其深山竣沟出，近乎天成，不谙世事，在校被划为右派回乡，又因土改，坝塘村吴家大院房产、田产全被没收，落户麻场二队，与我家为邻。

小时候的事，十不存九，可我深深地记着武生伯伯劳动的画面。那时生产队男人们上县城买粪挑上山，武生伯伯是大人小孩的笑柄——两手抓扁担、直不起腰、难能平衡、甩不开步，生产队只给其算半个工分。他总是被派到离寨很远、传闻有鬼怪出没的马岩山猪场守夜。

与别家不同，吴武生单身，一间八字茅草屋，用木板搭床，三块岩头垒灶，架一铸铁小锅，紧挨着茅草壁的屋后挖一露天茅坑，屋前栽有一小腿粗梨树。与别家不同的还有，那一口上锁的斑驳厚实木箱和一只干净沉重又笨拙的老漆四方桌。

在那个年代，我家出身不好，父母尽可能教我多学文化，大人收工晚饭后也就成了我每天的“苦痛”——在昏暗的15瓦白炽灯下练字做作业，母亲一声不哼地端坐旁边做针线，腿上横一竹刷条。大人总无奈地数说：“字是打门锤、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父母敬重同是专政对象的吴武生，要我尊他“武生伯伯”。

印象中武生伯伯劳动外总是清爽干净。他有一整套村里其他人没有的行头:一套稍微皱巴却总是干净的咔叽蓝中山装；干净的青面布鞋，扣眼系带；从没把护耳放下的蓝色有檐棉帽。武生伯伯戴着缠了黑胶布的花框眼镜，左胸荷包盖里插一支黑色永久牌钢笔。最与众不同是，他冬天围一条电影中地下党常用的灰色暗格围巾！他与民国那些大文人穿着打扮一个样，气质上更是超越。

冬天暖阳高照之日，武生伯伯把四方桌子摆在梨树下自留地边，解开领扣，摊开纸，端坐独凳，埋首写字，写完他时而抬头，时而围着梨树打圈圈，若有所思。这个时候我是不敢做声的，地上映着他瘦长的身影。

春暖花开的清晨，我常被他的声音催起，什么“鸡”、“球”，还有“崽野”（音同），不断传入我的耳朵。待我走近细观，发现他眨着细长朦胧眼，正忘情诵读，当时年纪小仅从音上作简单辨识，便是鸡、球和崽野这些，就觉得特别搞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武生伯伯读的是《诗经》。

有时候放学回家偶然遇到，他会慢慢从中山装大口袋里摸出几颗水果糖逗我，在我剥糖时他总爱摸摸我青葱般的脑袋，显得特别和蔼可亲。

武生伯伯那棵树上的梨不到熟透，就成了我们一群顽童竞相攀摘、摇落之物。他那篾条门无锁，田里水沟捉到的鱼、树上弹落的雀，都在他家锅里变成我们的美餐。

过年，歪门斜窗旁总有武生伯伯写的大红对联。

那时的晚上，生产队经常集中学习，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玩。倦了，偎在大人身边，听高中生读报纸，遇到生僻字，就问坐在谷仓角落的武生伯伯，他那清悦而慢条斯理的回应声，常把迷糊中的我唤醒。

1975年，一场龙卷风，武生伯伯的茅屋被抬上了天。我站在大门穿坊下，拍着手兴奋地看新鲜，空旷处的武生伯伯，则迎风微仰着头，木木地似笑非笑，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长大后这个印象越来越清晰。

几天后，在生产队和邻居的帮助下，武生伯伯结束了住茅屋的日子，用石灰石和没退好火的红瓦原地建起了两间矮小的干打垒屋。七八个右派朋友唱着歌，大声吆喝着垒岩盖瓦，其中一个在高处光膀赤脚穿红短裤的，是画画的右派，人称“怪物伢儿”，传说年轻时偷盗，怕打坏身子，常食乌豆。2004年，我对钓鱼着迷，到民乐镇坝务水库垂钓，巧遇“怪物伢儿”，此时他已经从镇文化站退休，钓鱼打发时间。只见他在离岸几米远一突出石块上，竹笠棕蓑白须盘坐，几小时不动，让我惊叹不已。

1976年，我与一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学打架被批斗，学校要开除我，我的数学老师也是我父母的老师陈长阶先生与校革委会交涉，辩明原由，我才得以继续读书。不久，县城全体师生敲锣打鼓，举着彩旗绕县城一圈，班长带头喊口号，人多声浪大，我也捏着小拳头跟着高呼：“打倒四人帮！”

1977年春，一场雷雨把武生伯伯床边的墙掀垮，他受伤住院。因常年食无定数，他有严重的胃病，肝也出了毛病。这以后我就没见过他了。

后来，听说武生伯伯给考大学的知青讲课，教室和住所都在一居委会院里。深夜我从外婆家回去，路过那院子，窗户里只见光影不闻声音。

再后来，听说1979年武生伯伯得以平反昭雪，复旦大学给补发了毕业证，落实政策后他被安排在县文化馆工作，用笔名“江南岸”又发表了不少诗文，还娶了一个二十来岁的爱好文学的龙姓农村女子。

1987年，听父亲说武生伯伯病逝了。父亲去医院看过他，拉着他的手叫“老朋友”，武生伯伯紧攥着父亲的手，噙泪点头又摇头，旁边站着他年轻的妻。 武生伯伯离世时50余岁，女儿两岁，儿子刚满6个月。

1988年春节，我到老街电影院看电影，见武生伯伯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坐在火笼边验票。

再后来，他的妻以八百元价格把那垮了半边墙的干打垒房、自留地、梨树卖给我家，这里便成了时常钩沉记忆的菜园。

现今，武生伯伯的妻是国家一级作家，做过省人大代表。他的一双儿女在长沙，均完成大学学业，都俊秀有为。

武生伯伯长眠于村后静秀曲美的清水江畔。

或许因为年龄的原因，时常念起往事。岁月流逝，武生伯伯那带着浓浓书卷气的音容，常浮现眼前，觉得这个老人与那个年代，是一抹逝去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