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贤

翻开台历，2022年11月已来到，如今吉首（原所里）已和平解放73周年了。

1949年，号称百万雄师的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险，蒋家王朝土崩瓦解。解放大军高歌猛进，解放一个又一个城镇，势如破竹向西南挺进。湖南长沙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长沙迎来解放。

当时的湘西所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三青团骨干成员，打家劫舍的残余土匪等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贼心不死，仍在顽固反抗，做垂死挣扎。他们四处联络人员，上蹿下跳，召开反动会议，密谋对策，破坏解放。而马颈坳和古丈的土匪相互勾结，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妄想抗击解放军。

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中，我的父亲杨宗堂，时任湘西大门所里镇的镇长。父亲出生于书香世家，毕业于国立商学院，对长沙两将军投诚起义壮举早已耳闻，而从各方传来的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让他铭刻在心。他逐渐领悟和认识到，国民党这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不管做何挣扎和顽抗，也无法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而身边那些跳梁小丑们倒行逆施的行为，将会落到更惨的下场。

父亲下定决心弃暗投明，举起义旗，走和平起义之道路。当国民党县党部一些顽固分子，到大兴寨召开策划如何对付阻击解放军的会议并通知他参加时，父亲借故推托了。为此，他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指责和猜疑。

父亲杨宗堂不仅不参加任何反共的策划和行动，而且还巧妙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实力，紧紧地控制着所里镇管辖的十四个保(村)的地方武装力量，竭力团结乾城和所里的进步人士、开明士绅黄鹤鸣、黄慕琼等人，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全镇百姓安全，严防土匪的骚扰和破坏分子捣乱，为和平解放所里镇、乾城县，迎接解放军进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8月，国民党宋希濂集团军溃败向西南逃窜，因宋父病重在所里(吉首)治疗，部队就驻扎所里。父亲杨宗堂得到宋军要在当地停留的消息后，为防止他们拉队伍、夺武器，就派人夜晚将武装士兵开拔到郊区文溪庵，将镇公所的电话、档案及枪支弹药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并派人日夜守护。宋军在所里驻扎了半月后，向西南奔命。

1949年9月，解放军已经解放了沅陵，大家也盼望早日解放，所里的开明士绅推选父亲杨宗堂去沅陵，找解放军首长接洽，商谈迎解事宜。父亲到了沅陵，找到了解放湘西先遣团联络人周逸农、全浩然，向他们转达了所里父老乡亲的拥护和平解放的心愿。

两天后，全浩然和有关人员来到所里，进行有关和平解放方案的谈判。谈判地点就设在我家三楼。为了会议能顺利进行，防止干扰和破坏，父亲派士兵日夜守卫在会议室周围。谈判会议进行了四天，双方认真研究了解放军进驻所里的方案和具体措施。谈判中，父亲杨宗堂作出三点保证。

一、号召并组织全镇和各乡群众热情欢迎解放军解放所里。

二、保证解放军和工作队人员安全顺利进驻所里，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和伤害。

三、动员全镇和各乡百姓筹备粮草，支援解放大军进军西南。

谈判结束，父亲就与下属投入起义迎解工作。他多次召开全镇商贾大户及保甲长会议，宣传和平解放政策，要求地方武装加强站岗放哨，保障解放军和百姓安全。

为了把支援解放军的粮草落实到户，他带着下属亲自下乡，徒步行走9个保(村)，一家一户登门到户宣传解放军的政策。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群众积极响应，大家你背我挑地把粮草送到所里镇公所。

1949年11月4日，秋高气爽，所里迎来了百年难见的喜庆日子，全镇锣鼓喧天，鞭炮轰鸣。数千名群众手持写着“欢迎解放军和平解放”的彩色小旗，站在街道和公路两边，翘首期盼解放军的到来。下午六点左右，军绿色的汽车装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他们高唱着“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一边向两旁的群众挥手示意，一边随汽车缓缓驶进人海，整个山城沸腾了。所里，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在锣鼓和鞭炮的喜庆声中，迎来了解放。

和平解放所里，迎解工作拉开了序幕，接着进行了移交工作。父亲杨宗堂带领镇公所工作人员将两挺捷克式轻机枪，壹拾贰支连枪，四支花机关枪以及三八、汉阳、花翎、风阳等各种型号步枪，一共五十八支，另外还有手榴弹、子弹等武器，清点后全部交给人民政府。此次，没放一枪一炮，没伤一人一畜，山城完整无缺地交给人民政府。为了协助解放军顺利解放西南，父亲登门到户落实筹备了八万斤粮食、二十多万斤柴草，送往前线。他的积极行为，为解放整个湘西起了推动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拂去了历史的尘埃，党和政府对参加和平起义的人员，作出了公正的评价。1983年 10月，吉首市统战部给父亲杨宗堂等起义人员落实政策，并颁发了证书和奖金。还表扬了他们深明大义，为保一方平安，和平解放吉首所作出的贡献。

如今，父亲已逝世多年，相信他老人家地下有知，看到他为之奋斗和保护的故土日新月异、繁荣昌盛，定会无限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