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良田

盖朱子之法象乎二程也，聚四书作为章句而集注之，其言有之：“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而《大学》实入德之妙门，《中庸》乃孔门之心法，《孟子》比《论语》之正义。夫入门然后本立，心生然后文明。立本者，立乎《五经》之本也；明文者，明乎《六艺》之文也。《五经》《六艺》也者，盖圣人述作之事业；而《论语》者，其圣人述作之心源欤？

是故欲恢弘事业，必探赜心源；欲探赜心源，必修明正义；欲修明正义，必本乎心法；欲本乎心法，必入乎妙门。门入而后法本，法本而后义修，义修而后源探，源探而后业弘。由乎至圣之心源而习其述作，其在《论语》乎？故曰：“《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也。”

言礼莫尚乎《五经》，而理以立礼，故曰：“礼者，理也。”演礼莫尚乎仁，而仁以茹礼，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行仁莫尚乎智，而智以归仁，故曰：“未智，焉得仁？”用智莫尚乎义，而义以辅智，故曰：“义者，宜也。”衡义莫尚乎中，而率性以定中，中者，信也，道也，故曰：“率性之谓道。”用中莫尚乎止，而艮止以执中，故曰：“在止于至善。”是故《论语》者，体仁而绎《五经》者也；《孟子》者，循义而注《论语》者也；《中庸》者，育中而哺《孟子》者也；《大学》者，依止而出《中庸》者也。是故入门而知止，知止而执中，执中而立义，立义而归仁，归仁而演礼。夫《四书》之与《五经》，犹理之与事，阴之与阳也，《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其此之谓乎？

至圣孔子，生值东周，当其礼乐崩坏、制度陵夷之秋，采三代之英以遗后贤，而旋遭战国之纷乱，大道复隐。于是七十子恐微言之不传，故纂集夫子之行事命曰《论语》；而曾子述先师之法门而着《大学》；子思传先祖之心法而纂《中庸》。当是时也，诸子离螙圣经，分裂太一，而子舆循中道排杨拒墨，作《孟子》七篇而发明圣意，而六经彪炳，大宝咸耀。是故夫子之述《六经》也，所以述之者萃乎《论语》；门弟子之翼弼圣学也，所以翼弼之者，萃乎《大学》《中庸》《孟子》。

汉儒收《五经》于焚余，略复旧观，历试千有三百余年，三才以之经纬，八政因之整齐。及程、朱缵述四书，发明《五经》之旨，承用八百余载，遂与《五经》并称焉。是故明乎《四书》《五经》隐显起承之意，则于圣学，执其纲领矣！

《四书》者，有程、朱之《四书》，有《十三经》之《四书》。编程、朱之《四书》，当依乎《四书章句集注》；编《十三经》之《四书》，粹集衆家可也。然《大学》之本文，经朱子重编作注，自别乎《礼记》之《大学》。《中庸》经朱子诂训分章，亦别于《礼记》之《中庸》。阳明以《礼记》之《大学》爲古本，郝敬则曰原本，皆以示别也。

夫言礼者，必考乎仪、制与义，故《仪礼》在仪，《周礼》在制，而《礼记》在义；三礼，《礼记》居一，记其仪制之义理也。程、朱之倡理学，盖归本“礼理”之旨。倾观《四十九篇》，《大学》《中庸》信为双目；而程朱标而明之，俾学者由以自视也。目视而心思，心思而行动，行动而功成；而朱子曰“纸来终浅，事要躬行”，谆谆其言而诫来者，深有以也！《四书》之集之注，意在斯与？敢不祗敬哉！

自西风汩夏，文献凋零而师法坏乱，致以读经亦主默读，唯“翻译”、注释之所务，而乏吟咏诵读之功。今编《四书音义》，本乎集注，兼叙古本，所以应国家经典诵读之倡议也；然予不才，学行不济，不足以弘扬圣典，多贻笑大方之家。然则初学者精勤诵之，诚中以思，凝情涵咏，笃然行之，则亦圣人之徒也，何患无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