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辉

代号“李远东”的那个人，是我的父亲。

李远东是父亲刚参加革命进行地下斗争的代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后来南下，乃至离开人世，父亲一直沿用李远东这个名字。可以说，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他奉献了包括姓名在内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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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原名睢森，1921年2月出生在河北省滦县睢新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祖母靠打短工将父亲抚养成人。

在那苦难深重的岁月里，父亲与广大的劳苦大众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父亲16岁时遭遇盗匪绑票，盗匪将父亲绑架到山洞里，祖母只好以土地作押，以五分高利贷挪借伪币300元“赎票”，几乎倾家荡产。父亲小小年纪就饱尝生活的艰辛。

1940年至1941年，睢新庄开辟了抗日根据地，父亲与地方的抗日武装人员有了密切来往，开始做征粮征税等勤务。

1942年春，正是日本侵略者“五次治强”大扫荡，到处围庄抓人、屠杀毒打中国人，对我广大百姓百般摧残，遭受其吊打、押杠子、灌凉水的人无法计数，青壮年更是不易幸免。父亲就遭到过日本鬼子的毒打，脖子上、后背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更激发了父亲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1942年末，父亲经过与睢新庄地下干部的接触和谈话，知道共产党是为天下穷人翻身解放，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的政党。多次接触下来，父亲在思想上受到极大的教育，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第二年春，父亲便投入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武装地下斗争中。

由于父亲是领头的，日子鬼子知道后要在睢新庄一带捉拿他。为有利于带领庄里人开展抗日武装地下斗争，逃避日本鬼子的捉拿，父亲从这个时候便隐姓埋名，化名“李远东”。

1944年4月，父亲经过邻村何家庄何际友同志的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道路。

参加革命工作后，父亲在睢新庄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民兵教导员和民兵中队长，他积极宣讲抗日武装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带领民兵、劳苦大众开展地下武装斗争和禁赌禁毒运动、减租减息斗争，号召劳苦大众拿起武器抗击日寇，建立农村武装抗日政权，成立了农会和妇女抗日会等群众团体。

1944年6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军民的抗战情绪日益高涨。一天夜里10点多钟，父亲带着16人的民兵队伍出发了，他们巧妙化妆走小道将武器弹药和粮食运送到了抗日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此，父亲还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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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由此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南下干部”。

1949年5月，父亲响应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背上行装扛起枪，随军一路向南方挺进。

部队到达湖南省常德地区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主要是进行“解放军入城守则”和针对南方的民俗、环境等方面的纪律教育。

6月下旬，部队继续向南前进。父亲与众多战友坚持行军，他们的衣服整天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不少战友长了痱子，又痒又痛。这期间，卫生队的医护人员也特别辛苦，除了完成行军任务外，还要救护、治疗伤病员。

在行军途中，父亲亲眼目睹了广大解放区老百姓对人民军队的热爱，也见证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溃败时对老百姓的欺压、掠夺，以及将铁路、公路、桥梁肆意破坏的惨状。

7月上旬，父亲随部队到达湖南省大庸县近郊。大庸是此行的目的地。此时上级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并令全体指战员换上崭新的军装，整理好军容风纪，准备入城。中午时分，部队按序列整齐地向城中心开进。后来，在教导员的指挥下，在司号员吹响的雄壮军号声中，部队通过城中心街道。大庸县数千名群众举着旗帜，拉着横幅、标语，站在大街两旁，欢迎南下的解放军入城。

按照上级的安排，父亲被分配到大庸县公安局工作，先后任侦察股长、秘书股长、副局长、局长等。1955年8月，父亲任大庸县检察院检察长；1956年5月，任大庸县人民委员会副书记。

这期间，父亲工作繁忙，巩固基层政权、清匪剿匪，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秩序，让老百姓安家乐业，经常夜深时才回到家里休息。

记得1960年5月11日上午8点左右，大庸县城郊公社解放大队刘家坡食堂66个土家族兄弟在食堂吃早饭后不到半个小时，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呕吐、头晕、乏力、发烧、腹痛、脸色苍白、躁动不安等症状。

大庸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升栋接到电话后，立即派通信员通知县委办主任李承斌，并及时向父亲及其他县委领导通报了情况。而据大庸县人民医院院长喻光浩报告，这是一起因就餐人员吃了被砒霜污染的食物而引发的恶性中毒事件。

李承斌按照父亲的指示，当机立断采取急救措施，并迅速将情况上报湘西自治州州委。同时，调来一辆解放牌汽车，接送病人去医院，从各机关单位抽调几十名同志成立紧急抢救办公室。

时任湘西自治州委第一书记齐寿良等州领导接到中毒事件报告后，立即成立了州委抢救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常德专署运来了1000支特效药品二硫基丙醇和两箱葡萄糖盐水，州委将最好的医生和药品也调来了。长沙市医药批发商店派出人员，带着药品和慰问信颠簸了一个通宵到达大庸县。

当天夜里，大庸县委第一书记王长生跟着医生诊断，作为县委副书记的父亲则跟着护士注射，县委办主任李承斌不时向上级党委报告进展情况，一直忙到天亮。从各机关单位抽调的几十名同志也是通宵奋战。

当时，尽管处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父亲与其他几名主要领导还是决定给中毒病人提高伙食供应标准，以确保他们的生活营养。大庸县机关团体、厂矿、学校和街道居民听到66名土家族兄弟饮食中毒的消息后，送来了被子、食品等物品。

经过紧张的治疗，16名重病人和其余轻危病人转危为安。齐寿良、王长生和父亲等又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医务人员齐心协力，让抢救工作取得彻底胜利。

在抢救过程中，父亲和许多领导干部三番五次逐个探望病人，日夜守候在病房。经过72小时的全力抢救，66名中毒的土家族兄弟全部治愈出院。

1963年5月，父亲调入湘西自治州检察院任副检察长。1967年1月至1969年5月，父亲被打成“叛徒”和“走资派”，蒙冤受辱。在那特殊的年代，父亲始终相信党组织和广大群众，以一个革命者宽广的胸怀和顽强的毅力，度过了那段不平常的艰难岁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