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再生

过去我是不认识他的，后来因为共同的爱好，才碰巧和他相识了。

一个夏日的中午，我下班回家，途径犁头嘴。那日正巧赶场，街上来往的人很多，也很热闹，街两边屋檐下摆满了摊，人行走在其中也很困难，前行的步子速度缓慢。上了犁头嘴，往右手拐进其中一个巷子，巷子的尽头就是我的家。

刚走到那，我发现这里多了一个摊位。摊位很简易，一边一架四脚矮条凳垫起三四块木板，木板上摆着几溜行书。

爱看书的我不自觉地被这个书摊所吸引。来到书摊前，蹲下身子，拿起摊上的书本翻阅着，这本翻翻，那本看看，挑选着。如果有我喜欢的，立即用手拥在胸前再也不愿放下。不一会便从书摊上挑拣出十来本书，问老板，“这书怎么卖？”

“每本2块钱。”老板回答。

我拿起书看了看，书有七成新，且都是我喜欢的。我二话没说，也没和他还价，就付了钱。这时我才发现，摊位老板是位老伯，大约七十岁左右，头发已白，肤色黝黑，脸型瘦长，饱满的额头上被日月风霜刻画了几道粗粗的皱纹，看起来很面善，此时，我说了一句：

“这么便宜？”

“那我该多喊点价。”

“不，不，我不是那意思。”

我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不自然地使劲把所有的书抱在怀里，怕他临时涨价要我退回书。

“莫紧张，放心，我不会乱喊价的。”

他的眼神犀利，一下子把我的心思猜了个透。便不自觉地心有点发慌，觉得脸面有些发热。为了掩饰心虚，我问了他一声：

“下场还来么？”

“不来我老汉做什么去呢？”他反问我，我应付了一声，算是向他答话，我手里拿上书，乐呵呵地钻进小巷回家去了。

那天意外地收获了这十本书的我心情特别好，回家后把书铺在书桌上，忘乎所以坐在那里看了一下午。

老伯很守信，每逢赶场日都会来，我也会放下手头的事，抽空特意跑到书摊前，一站就是大半天，最后从书堆里选出几本心仪的书，丰富我书柜里的藏书。

久而久之，我成了他的主顾。照顾了他生意的同时，我也收获了一份快乐，他也欢喜我这样的人。如此来往几次后，我认识了他，他相信了我，有时手头不便，他会让我先将书拿回去，下场再还他。

老伯是浦市河对面球草人，姓熊，他有3个儿子，且各自都有了孩子，该是个享受天伦之乐的人。然而老伯闲不住，便三乡四邻地去收收破旧，挣点小钱。用他的原话讲，好玩，弄口茶钱。说完还不忘嘿嘿笑两声。

我有次问他，“你儿孙没给你钱花？”

他自豪而骄傲地给我讲：

“我儿我孙很孝顺，每月都寄钱回来，要我莫舍不得用。”说到这里，他还不忘将衬衣提了提，摸了摸，笑眯眯地又讲道，“喏，这不就是他们刚买给我的。我现在不缺钱，我就是搞好玩。”

是啊，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如此惬意。我目光中透露出些许羡慕来。

我不由地又问他，为何卖起旧书来呢？

卖旧书的老伯笑了笑，没有回我的话，见来了个戴眼镜的人，赶忙招呼他的生意去了。我又追问一句，他才慢慢对我说起了故事。他在收废品中，收得很多书，有的还是新的。他想着多可惜呀，就试着卖，谁知真有人要，搞着搞着，觉得蛮有趣的，慢慢地上了瘾。先是在孝坪卖，后来跑辰溪，再后来就到了浦市。

后来我也与老伯一样来了瘾。浦市五天一场，我必去犁头嘴，必到老伯的旧书摊去淘宝。在他的书摊上，每回都给我惊喜。收获满满的我回家后，便坐在卧室的桌子旁，慢慢地用手把卷角捋平顺，再用牛皮纸包装，不也成我的新书了吗。

我从熊老伯旧书摊上淘来了许多好书，比如：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司各特的《密得洛西监狱》，夏尔·德·高斯特的《乌兰斯匹格传奇》，阿·托尔斯泰的《艰难的历程》上中下册；又比如：《中国通史简编》四册，《茅盾短篇小说集》，汪曾祺的《晚饭花集》，许地山的《春桃》等等。虽说这些书都是二手的，是三四十年前的老版本，可我也视若珍宝般地接受和加以爱护，去读它们，书给了我无限快乐和美的享受。

有几次赶场，熊老伯没来浦市摆旧书摊。从犁头嘴回来后的我，总感到有种失落和担心。是不是老伯病了，还是在收废品的路上摔跤受伤了？我揣着各种疑问，想等下次赶场去那里再看他是否来了，问问最近是什么情况，好让我惶恐的心得以安慰。

就这样过了半年的时间，那天是礼拜天，我和妻子去了趟犁头嘴。还没到那里，我远远地望见书摊儿又摆出来了，熊老伯坐在书摊后，边喝茶边与人聊着什么，看神态，他精神得很。我眼睛一亮，像终于卸去了心头的大石般，高兴地与他打着招呼。他也对我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我与老伯坐在一张小条凳上聊着天。我问他去了哪儿？他说他什么地方也没去过，用手指指了指眼边，那里显然有了一块新的疤迹。他讲他在地边还真的被一根滕绊倒了，枯树枝戳进了肉里，差点使他瞎了眼。

原来是这样。

我安慰他，给他讲，今后做哪样都要注意安全。他缓缓地点了点头。这次我依然还是从摊子上淘了两本书，还给了他五块钱，边说不要找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零钱，抽出一块钱递给了我。

这就是我的忘年之交，一个卖旧书的老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