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平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家，沈从文艺术独特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图像意识。纵观沈从文一生所从事的创作和研究过程，其对“形象”的文学艺术创造，对各种中国传统图像、图案与文物等形象性历史遗存的学术研究，自始至终没有脱离“形象”，因而我们认为，沈从文在其他耳熟能详的学术身份之外，还是一位很有建树的“形象史学家”。

1

这种图像意识使得沈从文的文字表述视觉性极强、图画感突出。他通过语言文字所营造出来的事象、物象和人物形象都历历可感，感性直观性强烈，具有中国传统诗学创作所具有的“如画”式书写特征。甚至为了表达的需要，他会直接绘画，形成了文学创作中的语图结合特征。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图像意识，使得沈从文后来的学术方向，从文学创作向历史研究、文化研究转变。

这种转向或许是各种偶然和必然的综合揉成，有历史的机缘巧合，也有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归根结底，不管是早期的文学创作，还是后来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尤其是图像研究实践，都离不开沈从文对形象及形象背后的生命思索。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以巨大的勇气，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转变成一个具有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普遍联系等观点运用到了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中去，以中国传统图像、图案和文物等形象性历史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各种文化传承物的立体之形、平面之像，进行了审美和历史的双重维度的研究。

2

在国家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沈从文抛却渐入佳境、丰收在即的文学创作，转而对出土文物实物、传世文本图像等形象性遗产进行了工程浩大的研究，写出了卷帙浩繁的文稿，以此加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形象消费的需要。这是沈从文对国家文化建设所做出的努力、付出与巨大的成就，值得我们敬仰，更值得学术界正视。

事实上，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后来的史学研究、文物工作，沈从文始终坚守着赤子般的国家情怀。笔者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沈从文，持守自由主义思想走向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巅峰；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沈从文，接受并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文物研究、物质文化史研究、图像研究和形象史学研究的学术殿堂增添了许多亮色。

沈从文在长期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实践中，倡导出土文物、传世文献与文本图像、形象与生命的结合研究，呈现出对图像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强化了图像的证史、正史与补史作用，对中国传统形象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对历史学科的发展、形象生产消费与教学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3

沈从文对各种人类遗存之物的“形象”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为中国“形象史学”的发展具有开拓作用。相较于图像证史而言，沈从文的“形象史学”研究，无论是在思想原则的树立、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建设，还是历史研究成果上，都有创新与突破。沈从文的图像研究实践，在当今视觉文化强调形象生产与消费的历史背景下，仍然具有前沿性，更具有现实性。

不管是在对形象的审美创造上，还是在对中国传统图像、图案与文物等形象性历史遗存的研究成就上，沈从文在中国现当代都堪当杰出，为人类文明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

博物学家宋伯胤说：“沈先生不是为自己而写，而是为了‘反照人’，为了把自己奉献给‘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最伟大的视野勤奋笔耕，尽力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们‘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

当前，对于沈从文在以上领域研究的历史评价、历史定位、历史成就，都有待于学术界认真面对，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4

事实上，沈从文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本身，也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一种文化现象。研究者的学术聚焦点在于，沈从文视觉素养究竟和他的艺术独特性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从文学到史学的转换过程中，沈从文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有无共通性、构成二者之间的共同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朱光潜早在1982年，就以《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那么处于21世纪“文化自信”下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沈从文的学术成就及其学术地位，进行全面而客观的重新评估？

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观背景下，我们理应以事实说话，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沈从文，让学界、让世界不仅对沈从文的文学成就、也对他在其他文化领域下的学术成就与建树 ，获得正确而全面的认知。

（本文作者系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