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冀宏

七十四年前的八月，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北京姑娘告别双亲，怀揣着梦想，登上了南行的列车。她是跟随解放大军南下去新解放区工作的。这个姑娘后来成了我的母亲，她叫李秀云。

据母亲后来说，经过武汉时，领导有意留她在那座大都市工作，可她舍不得与刚结识的战友分开，执意随队伍继续南下，这样就被分配到了有百年匪患、条件艰险的湘西地区。在湘西，她一干就是四十一年，从青丝到白发，把最好的青春与年华都奉献给了那片热土，无怨无悔。

母亲出身城市贫民，外公李歧元是河北赵县南黄泥村人，早年到北平闯生活，可算是最早的北漂族。外公年轻时干皮毛加工的活计，致使肺部受损，后改行拉黄包车，干过骆驼祥子的行当。新中国成立后，工作条件改善，他蹬三轮车拉货。由于家境贫寒，母亲只读到初中就辍学了，或替人编织毛衣，或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北京的解放，让母亲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她于1949年3月报考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经过政治常识、国文、中外史地、数学、口试等科目的考试，获得录取并入伍。经过近半年的学习培训后，她作为第一期学员顺利毕业，为南下工作做好了准备。

小时候未能多读书，未能接受正规的教育，一直是母亲心中最大的憾事，所以她用一生的勤学来弥补。她喜欢读书阅报，知识面颇广，说话办事温文尔雅，总是那么通情达理，论素质风度更像读过大学的知识分子。母亲不幸病倒后仍不忘读书，在长沙住院时告诉我她想看李敏所著《我的父亲毛泽东》。我专程跑书店购得此书，母亲在病榻上完成了这本书的阅读。

有时母亲也不乏幽默感，会在我这个大学英语教师面前吐出几个她初中时习得的英语单词，如father，mother，yes，no，等等。她甚至说想学些英语，可我却没当回事给忽略了，以为她是说着玩儿的。现在想起还常懊悔自责，为何这么粗心，没有理解母亲的心情，帮助她实现这一心愿。

离休以后，母亲依然酷爱读书，并开始了写作，且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写出数十篇革命回忆录，刊登在各种报刊上。母亲还参加湘西《团结报》的征文竞赛并获奖。这让我对她刮目相看，敬佩不已。

母亲讲话温和、悦耳，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尽管早已离开自己的语言环境，但她一辈子乡音未改。长期生活工作在湘西地区，她完全能够听懂湘西话，包括各县的口音，不过母亲自己从不说湘西话。说来奇怪而又有趣，在家里父母讲北方话，而我们子女却说湘西话，相互间交流并无任何障碍或不便。由于普通话讲得标准，母亲曾应工作之需在单位兼任广播员，据说还在一部电视剧里扮演过一个配角。

随着母亲的逝去，她那温婉动听的北京话，以及她呼唤我“冀宏”的亲切声音也永远在我耳边消失了。父母健在时，怎么没想到录制一些他们的音频视频资料呢？！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和遗憾。

母亲一生辛劳勤俭，她生育了四个儿女，为父母养老送终，还要照顾父亲前面婚姻生养的两个女儿，以及她姐姐出走海外前遗留在大陆的一个孩子。况且在湘西她是外乡人，举目无亲，没有亲戚可依靠帮助，极为艰难。然而，母亲凭着自己的勇敢、坚毅和智慧，把困难一个一个克服了，把儿女一个一个养大了。

在我心目中，无论做什么母亲都是那样心灵手巧。我从小到大穿的毛衣，都是她手工编织的，图案漂亮，不紧不松，穿起来美观、暖和、舒适。记得我在大学任教后，曾经一度很想穿中式便棉衣，但在商店里买不到，于是向母亲表达了这一愿望。没过多久，待我再次回家时，母亲便拿出一件外带藏青色罩衣的中式便棉衣，试穿大小正合适，令我欣喜不已。我知道这是母亲多少个夜晚的劳动成果。在大家都穿西服的年代，我穿上这件中式棉衣上讲台，很独特，特有风度。

母亲的烹饪手艺也挺高超。她既会做北方菜，又能做南方菜，但最擅长的还是做面食，尤其是水饺、抻面、疙瘩汤等，在我家堪称一绝。她做的抻面富弹性有嚼头，拌上香喷喷的肉哨子，真的让人垂涎欲滴。她做饺子会全部工序，擀起皮来又快又好，可供几个人包。但遗憾的是，母亲做面食的绝活儿在我家失传了。

母亲家人丁不旺。她没有兄弟，仅有一个姐姐，大她好几岁。然而不幸的是，就因为这个唯一的姐姐，母亲的进步受到了严重影响，背了几十年的政治包袱。因为她姐姐早年嫁给了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的一名军官，后因战乱撤至香港，最终辗转去了台北。从此，母亲的履历里就填上了“海外关系”。根据工作需要，她先后供职于大庸县公安局、吉首自来水厂、湘西人委会劳动科、州民贸二局。无论在哪里做什么，母亲都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状厚厚一叠，可就是难以解决入党问题。

其实，母亲早在1949年6月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南下后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母亲的入党之路走得艰难、漫长，但她初心不改，矢志不移，终于在1979年实现了夙愿，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从1949年到1979年，母亲的入党之路足足走了30年，但她从无抱怨，从没停顿，一直努力，对自己的政治信仰如此坚贞、坚定，令我敬佩不已，感动不已。

2002年1月母亲不幸病故，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