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献斌

由花民公路西行，快到尖山的时候，右手边有一个叫老寨的村子，在田坝子的尽头山脚下有一户人家，就是我姑婆年轻时候住过的地方。 姑婆的娘家离这里不远，翻过右边的山坳，走路也就是个把小时。而姑婆为什么要来这里？又是怎么来的？我却不曾听说过，也从没问过。在我最早记忆里，姑婆讲，这房子是她来了之后才起的，那年她24岁，亲手建起了这种5铢大的大屋，住了大半辈子的家。

记忆中，第一次到姑婆家时，是父亲带我们去的。车行至村小的门前，边上有条小路，过几根田埂，到了社屋的晒谷坪再往里走，跟着泥巴路，拐两个弯，就到姑婆屋了。父亲喊姑婆叫做阿射，或者阿娘，有些听不清，但姑婆喊父亲叫阿崽是肯定的。讲了些什么已经忘记，但挑水回来的姑公喊“阿莲阿联妈”的声音，直到现在也记得。

三间大屋里很宽，很清净，和嘎婆家不一样，没有到处的扬尘和乱摆的板凳。大米饭是姑婆煮的，有道煎鸡蛋煮汤的菜，至今还记忆犹新。在没有肉吃的年代，餐桌有碗面条，就知道客来的尊贵。现在想起来，才明白是母子情深！

姑婆屋的院坝菜园子是她家唯一的自留地，种些当季的蔬菜，菜园子边上有两兜李子和鸡爪子我认得。鸡爪子是我们小时候的糖果，儿时的美味，直到今天表弟表妹们都还把它当作送人的礼品。姑婆在最后李子成熟季，总会把这些大的、熟的、乖的送到家里，告诉我们是蚌壳李，你姑公摘的好看还好吃！

年轻时的姑婆，做过“捡生娘”，据说还当过妇女干部，在乡里有了卫生院之后，接生的事才做得越来越少。印象中姑婆应该是要进城吃“国家饭”的那种人才对，但我知道她是为了照顾孙子才进的城，一待也是半辈子，再也没回去过。

姑婆是快到天命之年的时候才进城来的，不是当干部，是来做“家庭保姆”。在那个物资贫乏、交通靠走、思想闭塞的年代，能进趟城是件很奢侈的事。但要在城里长期住下去，那还是要有点讲究的。就城中人看不起乡里人不讲，帮子女看孩子，当保姆还得自带盘缠，子女工资低，添丁加口自然应付不过来，住都是问题，吃喝的事就更不用讲了，和乡里的大屋大舍，自留地里的“万千”相比，与老两口田间炕头，男耕女织的光阴并论，姑婆肯来花垣县城，显然不仅仅是厉害，是能干，是想和不想所能解释的原因。

姑婆是穿着苗服进城来的，黑白照片中看起来就有点太后的味，自然换上“学服”，带顶毛毛帽，再搭条花围巾那也就是之后不久的事情，没过几年，花垣的老街上就有一个“阔太太”的身影。

姑婆的精明是与生俱来的，穿着“学服”，她就更加自信，也是个有脾气的人，大家对她的敬重自然也就多了几分。姑婆平时很开朗，话多、肯讲、热心肠，还不认生，“苗汉通吃”是她的能耐，还是她的拿手戏。没听过她的抱怨，也没看到过她过不去的坎，总有话语，总有笑声，总有开心和没完没了的“龙门阵”。

穿着“学服”的姑婆是乐观的，但细想起来，却还不是她的开心季。花甲的岁月，姑公走了，匆忙地转身就变成永远的离别，话都没得一句，对陪伴了一辈子的人的悲痛和牵挂，现在的我们也不知几许！

接下来，就是父亲病了，得了绝症。一个注定了，白发人要送黑发人的人生伤悲，又陪伴她走过两年的光景。亲人离别，命运多舛，花甲走向古稀。依旧的寻常，依旧的“学服”，依旧的笑语，依旧的身影，自信扬在脸上的坚强，刻进了生命里。

晚年的姑婆又穿起了苗服，走起路来叮叮当当，不是站在摊子边，就是去农贸市场的路上，更多的是坐在自家的门口，顾盼从道二下街的熟人，多数的清醒，偶尔的糊涂，安度着属于她的晚年。

冬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老去的姑婆，没扛住冬日的冷，就这样安详的走了。灵柩运回到故里，安放在右手边田坝子的尽头，在山脚下，离“那户人家”不远处的一个地方，一个能听得到婆家人讲话，能看得到娘家人下街的一个去处。

清明时节，扫墓时，几声离别时的切切虫鸣，一绺农家黄昏的袅袅炊烟，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姑婆和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