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毅 吴行健
（接上期）
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粮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这人虽然脚上有点小毛病，还能泅水；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水面上各事原本极其简单，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谁个船碰了头，谁个船妨害了别一个人别一只船的利益，皆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惟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调一切的，必需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某年秋天，那原来执事人死去了，顺顺作了这样一个代替者。那时他还只五十岁，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
到如今，他的儿子大的已十八岁，小的已十六岁。两个年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够做的事，他们无一不做，做去无一不精。年纪较长的，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顺顺作为善于经商的一方富户，却又是德高望重、喜好行侠仗义的地方豪杰。他的两个儿子，即大佬、二佬，不但身体健壮，聪明能干，而且性格豪放，感情丰富。
《边城》同时是一曲苗族文化的颂歌，它通过翠翠与大佬、二佬兄弟的爱情故事诠释了苗族文化的独特内涵——青年男女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与对商业文化的拒斥。作品中，翠翠与二佬的恋爱关系不仅在男女之间的自然交往中发生，而且在二佬与哥哥大佬的竞争中产生；不仅通过唱山歌的形式培养男女感情，而且表现了男女双方对真实情感的追求与对金钱、物质等非情感因素的拒斥。凌宇在《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一文中这样指出：“《边城》内蕴含的苗族文化内涵, 却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原型地茶峒属于苗区， 边城之边的本意， 也是防范苗民的戍边之边。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车路——马路、碾坊——渡船两组意象的对立与冲突，在本质上便是苗汉文化的对立与冲突， 所谓‘车路’，意指媒人说媒提亲，男女婚姻由双方家长做主，是典型的普遍见于汉族地区的封建婚姻形态；所谓‘马路’，意指男女双方以歌传情，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是苗族社会中一直保存并延续至今的原始婚恋形态。碾坊，是买卖婚姻的象征——团总女儿以一座崭新碾坊作陪嫁， 其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而渡船，则是‘一个光人’，即除了人之外，一无所有。——《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对二佬来说，他对翠翠的追求一是选择了走“马路”即通过唱歌结情，自由恋爱，二是体现出对情感而不是对物质的追求，这正是翠翠心中认同的爱情内涵。翠翠的父母亲，当初也是这种爱情模式的自觉实践者。
《边城》在艺术上也表现了高超的水准。其一是风景描写的如诗如画，为人物活动提供了优美的生活背景或场所，准确地描绘出了湘西青山绿水的独特神韵。先看对茶峒风景的描写：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棓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 这里的城墙、码头、河水等被作家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宛如一幅恬淡的水墨画。
其二是民俗描写，尤其是对端午节的描写十分精彩。在《边城》中，端午节光芒四射，熠熠生辉，释放出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搭建了人的活动舞台，节日里的湘西人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是那样的纯朴、自然并充满原始的活力。对《边城》主人公翠翠和二佬傩送来说，端午节是他们爱情萌芽和生长的土壤。作品采用讲述、顺叙、倒叙等手段，对端午节的描绘达四次之多。第一次采用讲述，对边城端午节赛龙舟的气氛、场面、仪式、活动进行了总体介绍，为后面对端午节的描绘进行了必要的铺垫。第二次采用倒叙，写两年前端午节的场面。这一次写翠翠来到城里观看赛龙舟，翠翠的爷爷在家中醉了酒，没有向翠翠兑现承诺——到城中接翠翠回家，眼看天就要黑了，翠翠站在码头边有些惊慌失措。这时，赛完龙舟、在水中捉鸭子的傩送游到了翠翠所在的岸边，对翠翠的境遇表示关切，“好意”地邀请翠翠到他家小坐，等待爷爷来接她。翠翠却产生了误会，轻轻地骂了傩送一句，但傩送却毫不在意，回到家中特意安排家里的伙计打着火把将翠翠送回家。伙计开始护送翠翠时，向翠翠解释了傩送对她的一片好意，指出翠翠不该骂傩送。翠翠的心里感到有些羞愧，并故意问伙计二佬是谁？但当回到家中之后，“一件事”却让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这件事，正是傩送闯进了她的心房，爱情的种子已悄悄在翠翠心中发芽。英俊、亲切、善良与体贴的傩送开始捕获了一颗少女的心。第三次还是采用倒叙，回忆一年前的那次端午节。这次端午节，翠翠与爷爷一起“到城边河街看了半天船”，然后到顺顺的吊脚楼上“避雨”，为此见到了顺顺和大佬。大佬在河中捉到了两只肥鸭，顺顺让大佬把一只鸭子送了翠翠的爷爷。二佬这次则不在现场，他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端午。对翠翠来说，这次端午节的意义便是大佬进入了她的视野，或作为二佬的竞争对手走进了翠翠的情感生活，使她得以对大佬、二佬进行分辨。爷爷被顺顺与大佬的慷慨豪爽所感动，对翠翠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地说，要请人做媒把翠翠放给大佬做媳妇，并问翠翠答应不答应。翠翠当即不悦，反驳爷爷说：“爷爷，你疯了，再说我就生你的气！”从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已经归宿于二佬。第四次采用正叙，详写本年的端午节。先是写了端午节“前几天”大佬“过溪”时向翠翠的爷爷表示，“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因此今后每晚要来到溪边为翠翠“唱歌”，追求翠翠，得到翠翠爷爷的许可。然后写二佬路过渡口时热情邀请翠翠与翠翠爷爷去城中看龙船，并专门找人代替他们看护渡船，翠翠的爷爷欣然应允，翠翠的心中隐隐升起一种幸福的憧憬……
其三是意象的精彩营造与丰富多彩。在《边城》中，作者运用多样化的意象，建构了一个风景如画、人性优美的边城世界。作品通过整体意象与局部意象的和谐统一，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画面完整的乐园图景；通过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的有机结合，呈现了一个自然美、风俗美与人性美的小镇茶峒。《边城》的整体意象，主要表现为对整个“边城”意象的建构。作者曾提到“边城”之“边”有两层含义：一是地理之边，它处在两省接壤之处；二是文化之边，它处在两种文化的过渡之地。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还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文化的整体意象，“边城”建构了一个山水明净、人性纯美、没有纷争、安静和平的湘西世界。水是小说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意象，作为连接故事始末的隐形线索，贯穿、流淌在《边城》的整个文学版图中，呈现了一个水汽氤氲的世界。烟雾和黄昏也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自然意象。《边城》的人文意象出自人文景观，主要有白塔、渡船和碾坊等。这些人文意象，使得作品别具异域情调和淳朴古意。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紧扣白塔这一意象，它的屹立、倒塌和重建，伴随着翠翠的成长，见证了小镇的变化。渡船和碾坊则是一对共存对立的人文意象，渡船是活动的，碾坊是固定的。这两个意象，体现了湘西边地的风俗色彩和时代特征，反映了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和冲击。
当然，《边城》还运用了散文化的结构方式与表现方式，成功地运用了古代方志体的叙事经验，把地理、山川、民俗与人事活动有机地叙述、穿插在一起，情节舒缓，意境淡远，组成了一幅湘西少数民族的“清明上河图”。
《边城》以外，沈从文有着大批描写湘西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生活的小说，如《长河》《阿丽思中国游记》《丈夫》《贵生》《三三》《柏子》《会明》《凤子》《旅店》《夫妇》《神巫之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虎雏》《夜》《知识》《萧萧》等，其中《凤子》《旅店》《神巫之爱》《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虎雏》等带有较为鲜明的苗族生活色彩，它们的书写对象是湘西各个阶层的下层民众，如农民、水手、船夫、侠士、土匪、妓女等。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三方面主题。一方面主题是如同《边城》那样表现湘西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纯朴的人性，歌颂他们的善良、温顺、侠义与强悍等。如《会明》中的部队伙夫会明“天真如小狗，循良如母牛”，《虎雏》中的年轻士兵虎雏及《柏子》中的青年水手柏子，性格上则是那样强悍。《三三》中的三三、《萧萧》中的萧萧、《长河》中的夭夭等三姐妹，长相或性情上多少都带有《边城》翠翠的影子。另一方面主题是通过“野合”等少数民族风俗的描写，对少数民族男女的爱情特别是性爱加以热情的讴歌，伸张少数民族文化中“天许可的那种事，不去做也有罪”的爱情理念，从而清算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与戕害，表现反封建禁欲主义的思想。再一方面主题是运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眼光审视湘西民众的不觉悟，展示他们带有蒙昧或自在色彩的生活状态。《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被家族做主嫁给只有三岁的丈夫当童养媳，不久被夫家的长工花狗引诱失身，险些酿成被沉潭处死或发卖的悲剧。但作为当事人与受害者的萧萧对于自己生存处境与婚姻悲剧没有丝毫觉悟——她与丈夫后来又为她与花狗的儿子找了一房童养媳，生活的悲喜剧将再度重演。就启蒙主题而言，沈从文与鲁迅小说一脉相承。
沈从文离开湘西后，长期在北京、上海、昆明等现代大都市生活，因此写作了不少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这些作品大都以都市知识分子为对象，拷问都市知识分子在金钱、权力等外力作用下扭曲的灵魂，或质疑他们作为“文明人”的精神委琐、堕落。《八骏图》《大小阮》《有学问的人》《都市一妇人》《绅士的太太》等便是其中的代表。在沈从文的笔下，乡村和城市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乡村标志着乡村文化的纯净，城市象征着都市文化的污浊。
《八骏图》写身处大学象牙塔中的大学教授们集体性地患上都市庵寺症。他们分属文、理学科的学者、作家或教授，虽然拥有社会名流的外在身份，但却无法称得上知识界的中流砥柱。他们在事业上没有什么建树，各自的两性情感生活却是那样的畸形与错位。有的已有妻室，但却从春宫画中找寻情感的替代性满足，或者变态地去亲吻沙滩女子留下的脚印，甚至与外甥女进行不伦之恋。有的处在恋爱中，却违背常情，把柏拉图精神之恋当成时髦加以追求，或者痴迷于虐恋，或者脚踏两只船，搞起三角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他们身上，“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关系完全是紊乱不堪的。一方面，他们无法抑制“本我”即生理本能的冲动。另一方面，自我的知识修养与社会伦理又以“自我”或“超我”的形式紧紧束缚着本能，或者以变态形式压抑着本能，以致出现都市庵寺症。
在《大小阮》中的大阮身上，显示出堕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市侩哲学与庸人之道。作为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生的大阮，照说应该是民族的栋梁与社会的精英，然而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活土壤中成为文化的怪胎。与堂侄小阮关心国家大事不同，大阮最关心的是钱——小阮借了他五十元钱之后，因为钱被借走“睡不着觉的”他立即写信给堂兄编造谎言，以便索回欠款。他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当作家，当作家的目的是为了出名，出名的目的是为了找女人取乐，受女人崇拜。家有三千亩地的他最终娶到了官家女，回到南方的母校当上了官（训育主任），过起舒适的家庭与个人生活。对他来说，“生存另一目的就是吃喝，活下来是醉生梦死”。小阮坚持社会革命，信奉“要世界好一点，就得有人跳火坑”，因此屡屡不顾个人安危参加罢工或绝食等政治活动，结果牺牲性命。大阮的人生哲学则与之相反，坚持“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民族的命运被他完全抛诸脑后，图的只是个人的升官发财与过小日子，认定自己的生活上诸事顺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人生信仰。他这样的人生信仰无疑宣告了少数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死亡。《有学问的人》中的知识分子沉溺于虚伪的情感游戏。趁着妻子带着小孩出门的机会，身为物理学教师的男子迫不及待地与妻子的女同学打情骂俏。然而这位有学问的人既梦想着婚外恋的春梦，又刻意保持所谓的绅士风度，进退维谷，虚伪作态，自私、胆小的嘴脸暴露无遗。
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之外，写作大量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散文，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从文自传》主要是对作家自己早年生活的回忆，其中大量穿插了对湘西凤凰少数民族风情的描写。《湘行散记》《湘西》分别是他上世纪三十年代两次回到湘西的行程记录，同时穿插过去生活的回忆。凌宇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一书中指出：“《湘行散记》与《湘西》代表着沈从文散文的最高成就。”总的来看，这些散文作品以纪实的笔墨描绘了湘西奇异、秀丽的风景，书写了湘西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解读了湘西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文化的内涵，可以与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构成互相映衬的关系。而许多描写湘西少数民族下层民众生存状态的作品，具有重要的民族志与社会学价值。比如《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描写辰河水手的生存状况：他们虽然工作艰辛，随时都面临船毁人亡的危险，然而却收入微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吃的便是酸菜与臭牛肉之类。即便是拥有几十年弄船经验的掌舵船师，每天收入也只有可怜的八分钱。至于初学的小伙计，每天的收入不过一分二厘。这些水手“人老了或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了，一生也算完事了。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