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本基

1958年秋，一辆解放牌货车从吉首开到古丈县城老塘坊，老师带着我们和全城人翻过崩岩山半山上的毛路去看。汽车让古丈人民看到了新希望!

1962年，古丈——王村公路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的牌子挂在了我家的大门上。

记得，有次运来两汽车炸药，都码在我家后屋一间房里。办公室主任一家在楼上办公办饭，各种物资堆满我家。

1964年，公路修到罗依溪；1965年，修到战堂口，并因凤滩电站规划，公路停工了。后来，王家堡至战堂口14公里毛坯路沉入水库。

1967年，古丈——王村公路再次开工。

1968年10月，我插队到高峰公社镇溪大队，站在村头可看见由三个滩组成凤滩的头滩和二滩。 两个月后，我沿着酉水河南岸翻山越岭走了110里，在晚上9点多，到达王村斜对面河西半山上的林科所营地。

我们生产队有10来个知青，修公路3人、修电站2人。我参加修公路3个多月、修电站4个多月，拼命干了一年，1969年10月招工回城。多数知青1979年秋才返城。我们那一代知青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农村。

当时古丈县13个公社7万多人，高峰公社有1万多人，高峰连有300多人，13个连扎营在罗依溪、战堂口、林科所。当时住的是干打垒房，搭上一人多高的木架，铺上木板稻草，围上竹篱笆再糊上泥巴，顶上盖茅草用木棍扎紧。我们300多人分4个排，头对头卷着各自的铺盖，像两挂鞭炮一样铺在楼板上。

一千多人住这里没电，山泉水只够煮饭。下河挑一担水要一个小时，因此水在这里格外珍贵，早晚每人发一小瓢热水洗漱。一天劳作下来，一身汗加一身泥，身上结出好厚的盐锅巴，因为缺水只能干洗。因此，有捉不尽的虱子、臭虫、狗蚤。

生活条件差，但是我们建设热情十足。工地上红旗飘扬、人山人海、敲锣打鼓，到处一片叮当劳作声。

我们高峰连在全路段最危险的暴肚岩，公路到这里暴出一座山峰，要用炸药一点点炸掉。那时，全路段每天中午、傍晚都要放几千炮，炮声隆隆、烟灰满天，加上两岸回音，犹如淮海大战。

那时只有八磅锤、钢钎、洋揪、挖锄等建设工具。我和一个知青、还有我的家门炮手是好搭档，3人轮流挥锤掌钎。我13岁起干活，双手早就磨出硬茧，多半数到100下就摔锤。我要家门教我放炮，他说放炮危险，不肯。

每天都是两头黑在路上。有天早上飘着大雪，我们戴上斗笠、披一块塑料布就出工了。山崖下吊着一丈多长的冰棍，寒风刺骨，工地上口号声喊得更响了。下午突然一阵乒乓球大的冰雹砸下来，斗笠被打成了粗筛。雨夹着雪，衣服湿了，冷得浑身筛糠。大家都停工了，眼巴巴地盼着收工号吹响。我们高峰连是全团的标兵连，可不能熊了！张部长命令4个排的人手挽手紧紧地靠在一起，一遍遍反复地唱、喊毛主席语录歌。后来全路段各连都跟着唱、喊起来，几千民兵的吼声此起彼伏，震撼着酉水河两岸。雪水夹着激动的泪水直往下流，全身热血沸腾！就这样，大家也不觉得冷了，雨一停，就又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傍晚。当时，食堂的小船在河对面湾里，我们刚收工的10几个知青下到河边齐声喊司务长。司务长是公社干部，对我们格外照顾，只要坐得下，都会叫我们上船。小船划过来了，他说今天买了一千多斤米和菜，只能上两三个人。我们又急忙爬上公路，去赶大队伍。眼看要赶上了，突然上坎“轰”的一声巨响，一个哑炮炸响了。我把手电往上一照，双手把棉衣一翻盖住了头，蹲在地上。一阵石头雨过后，我们齐称司务长为救命恩人。而司务长乘坐的小船也因我们划过来又划过去，落在后头，躲过了这场灾难。

但是前头就没那么幸运了，我的家门炮手就是这时牺牲的。他才24岁，修公路一年多放了一万多炮，却倒在一个哑炮下，永远长眠于地下……

历时6年，数千民兵挥洒汗水和热血，终于修通了古丈到河西近25公里简易公路。用渡船连接河西与王村，缩短了吉首至永顺、大庸两县的距离。后来这条公路在1998年改建成S229省道，加宽架桥穿洞。

后来我每次乘车经过这条路，心情都十分沉重。令人高兴的是 ，这10多年我走乡串寨去看高速高铁修建，看见工地上都是机械作业，再看不到八磅锤和钢钎了。吉首过古丈建成了铁路、高铁、G352国道和龙吉高速。在湘西的广大农村，村村通公路，交通四通八达，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