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华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留在记忆中的所谓食物，除了包谷就是红薯。一年之中，有半年吃的就是包谷粉和剁碎的红薯丁熬煮的糊糊。最怕的就是吃净红薯，扎扎实实地一蒸锅，如垒起的紫色卵石。这些红薯，都是从沙地刨来的，富含淀粉，无论生熟，都硬邦邦地难以咀嚼。红薯没有削皮，因为削皮要削去部分肉肉，舍不得，吃时只要稍稍揉搓，那层紫皮就像一层薄膜一样可以轻易剥开。菜是没有的，大多数人家，就是把青椒蒙在火灰里，待它哔哔啵啵地燎起满身水泡，就塞进擂钵加重盐捣烂。家底稍厚的，也就是一把黄豆磨成浆，加一撮箕菜叶熬成菜豆腐。这样的日子一直维系到我高中毕业，饥饿，成了我青少年时期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至今，我看见红薯就反胃，清口水就会不由自主地喷薄而出，任凭你怎么说，我也绝不再沾它一口。

90年代初，我已经是一名教师了，每天吃的，自然是白米饭。那时的乡下，由于生产责任制的施行，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田地还是那样的田地，可出产的粮食却比以前多得多。那年暑假，我回到乡下，看见本已分散劳作的乡亲又被集中了起来，他们两三人一组，牵着一根长绳子，在田里一趟一趟地走。正在扬花吐穗的稻谷，也不是往年的那种齐刷刷的，而是一行高几行矮的，绷紧的绳子从稻禾顶头绊过，一些白色的粉尘就扬起，阳光下迷迷蒙蒙、如烟似雾。父亲说，公家征用了这坝田，用作杂交水稻育种。父亲还告诉我，杂交水稻是一个叫袁隆平的人发明的，亩产800斤哩，是老品种的两倍！我家门前的田坝，育了两年种，父亲说，袁隆平育的种够用了，只要去农资站购买就行。开始那年，还有人种老品种，可秋收一比较，无论是分蘖、抗倒伏、抗病虫以及产量，都与杂交水稻差老大一截，从此，老品种就再也没有人种了。大部分农家，劳作一年，收获的稻米可以吃两年，以前用以果腹的包谷红薯，完完全全成了猪饲料，家家粮仓殷实，肥猪一年出栏两三批，饥饿，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很惭愧，我是从一个老农民的口中知道袁隆平的，但我很幸运，从稻穗飘香的田野、从万千农民欢喜的笑脸、从每日三餐那白蒙蒙香喷喷的大米饭上认识了袁隆平。后来，我一直关注着这位让我们吃饱饭的科学家，知道他是杂交水稻之父，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2021年5月21日晚，读书读得倦了，就上爱奇艺去看电影。首页推荐上，就有电影《袁隆平》，于是就点击播放。第二天吃过早餐，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去安江农校看看。两小时后，我来到了怀化安江农校。

学校虽早就并入了主城区的怀化职院，但却原模原样地保存了下来。拱形的校门、敦厚的照壁、笔直的甬道、方正的苏式建筑、高大伟岸的樟木、遒劲挺拔的古柏，给人一种底蕴深厚的感觉。尤其是那正对着校门的照壁，两旁是“文明进取勤奋务实”的校训，中间则是袁隆平手书的“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红色大字。袁隆平的这9个字，语义如泥土般朴实，文字如稻穗般沉甸，这是质朴的理想，也是宏大的祈愿，只有胸怀家国的人，才能发这样的初心，才能在追逐梦想的途中不畏一切不顾一切。

袁隆平有很深厚的家世，父亲是国民政府的官员，母亲的英语特别好。考大学时，父母都希望他考理工或医学，但他却执意选择了农学。原因很单纯，就是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带他们参观了一个资本家的私人园艺场，在那里，他看到了各式各样美丽的花和尝到了各式各样丰硕的果。从此，“农业真美”这粒种子，就在他心里发芽了。临近毕业的袁隆平，和西南农学院的同学们一道参加了当地土改，他看到了一个食不果腹的真实农村。分配到安江农校当教师后，附近的农民常对他说，你是研究农业的，能不能培育出亩产800斤1000斤的好品种，让天下人年年都有饱饭吃。于是，“农业真美”的种子孵化成了“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宏愿。袁隆平在安江农校工作了37年。37年，袁老师始终如一，成了一个夸父般的追梦人。农作班教室里，课桌椅依然整齐，黑板依然锃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依然激励人心，袁老师那严谨而幽默的讲解声依然犹在耳畔。刚刚犁过的试验田灌满了水，如一块块镶嵌整齐的镜子，镜子里，年轻的袁老师戴着斗笠、挽着裤脚，如一个老农痴情地注视着那一行行水稻。树荫下的池塘泛着幽暗的光，几株莲藕探出了尖尖角，有几尾锦鲤摇摆着肥胖的身体，在稀疏的浮萍下时隐时现，而当年的那个雨夜，袁老师就在这齐胸的深水里打捞被造反派蹂躏的稻苗。校园的尽头就是汤汤沅江，大坝的水田沿着江岸一路铺展，当年的袁老师为了寻找那“鹤立鸡群”的不育株，曾在烈日曝晒的稻田里找寻了好几年。故居斗室里的木桌，已经老旧地露出了原木，袁老师就是在这里完成了《水稻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奠定了杂交水稻可行性的理论基础。袁老师一生勤勉，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人，干瘦的袁老师，用他悲悯天下的情怀和踏实坚韧的脚步，成为一个头顶蓝天脚踩大地的真男人。

真男人除了责任担当，更是柔情似水。袁老师会拉小提琴、会唱俄语歌、游泳特别好，差点成为国家队的专业运动员，身体也特别棒，要不是国家考虑建设需要人才，在大学的他就已经成为空军飞行员。可就是这样一位集天地精粹于一身的男人，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到了33岁还未谈婚论嫁。俗话说，船上人不急岸上人急，袁老师的同事和学生却为他操起了心。在他们的撮合下，一位同样出身不好已经毕业多年的名叫邓哲的学生走入了袁老师的视野，这桩婚姻注定是天作之合。1964年春节前，邓哲作为黔阳县队篮球主力回校打比赛，中场休息时，袁老师拉住邓哲说，别打球了，我们结婚去吧。这个情节，在电影《袁隆平》中有，我还以为是导演浪漫地制造，读了《袁隆平口述自传》，却发现这是真的。婚后的邓哲，成了袁老师真正的贤内助。当袁老师挨整时，她安慰他；当担心造反小将把培育的秧苗再次捣毁时，她把那些秧苗藏到一个只有她才知道的地方；为了找到那“鹤立鸡群”的雄性不育稻，她与他一起冒酷暑在稻田里搜寻了几十万个稻穗；忙于科研的他，曾经连续7年没有回安江过春节。从1964年到1990年的26年间，他们聚少离多，她则为他养育了三个孩子，为他送终了两位老人。她一直称他“袁老师”，他一直叫她“贤内助”，举案齐眉，只是礼仪的程式，懂你才是爱的最高默契。

专家楼前有两株桂花树，据说，这是当年袁老师和他的贤内助一起植下的，而今，这两株树已经枝繁叶茂浓阴如盖。这是两株幸运的树，经爱情之手植下、在爱的滋润下成长，它们自己也长成了爱的模样。我相信，每一位在这两棵树下横置的条石上仰望的人，都会想起舒婷在《致橡树》诗中的咏叹：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融在云里。

安江农校是在千年古刹圣觉寺的原址上建设的，这座始建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年）的寺庙，一千多年来，一直是湘西地区的主要佛教道场之一，为湘西地区的启蒙教化作出了贡献。而今，在农校的隐秘一隅，还残留着先贤高僧的舍利塔。袁老师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接生的恰是一代圣母林巧稚。冥冥之中似有巧合，袁老师在安江农校磨炼37年，终成当代神农。

来安江农校时，天空阴云密布，但太阳不时会从密云的缝隙里倾泻而下，那些光柱在农校上空游弋，给人一种神秘之感。离开时，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天地一片迷蒙。在怀化服务区，稍事休息的我习惯性地打开朋友圈，却看到了袁老师离世的消息，2021年5月22日下午1时07分，我就是这个时段离开农校的，而那时，天空下起了雨。我面前的餐盘里，一团米饭如白玉一般地油润闪亮，我抛开那些荤菜，把米饭泡在紫菜汤里，满含泪水地哽咽吞下。餐厅里还有许多人，他们咂吧着嘴，正吃得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