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勇

母亲从背篓里取出一张梧桐叶，摊开对我们说：“妈卖完了菜，买了几个灯盏窝给你们，吃吧！”

灯盏窝是一种油炸糕，将糯米打成浆，放在特制的灯盏窝器皿里铺底，然后放萝卜丝、酸菜、虾米、豆腐，再铺一层浆盖住，放进油锅里炸成金黄色。灯盏窝形似以前的桐油灯形状得名。

“好吃”，我们兄妹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口齿留香之余都忘记了问母亲有没有吃过。这时候母亲想起来问我：“夜饭煮熟了没有？”我说：“早煮熟了，猪也喂饱了。”“你是老大，给弟弟妹妹做好榜样！”我对母亲点点头以示认可。

农村的夜晚是安逸的。我约了仁军出来，我们一起聊着本月还没有电影可看的事。“快了吧，这都月底了。听我三叔说，杉木坪那边有人讲昨夜都放电影了，放的是《地道战》。”

杉木坪也算白岩生产队，因为距离我们生产队有6里路远，南华山公社电影队总是先在那边放映完才过来。记得有次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打着火把从白岩生产队出发，一会儿用火柴点麻篙，一会儿扯人家草堆树上堆的稻草。就这样举着明明灭灭的火把来到杉木坪，电影已经放了快半小时了。我至今还记得电影中的张忠良在何文艳家遇到帮佣的素芬时，那个薄情寡义的男人是如何的伪装掩饰。“抗战夫人”王丽珍感到他们关系非同寻常，便冲上来责问，素芬哭着说：“他是我的丈夫。”王丽珍撒泼大闹，大厅里乱成一团，张忠良厉声责问素芬：“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我和仁军看得咬牙切齿直骂张忠良是条狗。那一瞬间，电影中的假丑恶与纯真瞬间使我们彻悟做人的良知是何等珍贵。

第二天，我们迎来了公社放映队。这一回，电影队选择在白岩的晒谷坪里放映，全生产队的人几乎都来了，我一大早就在放猪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武英，告诉了珍爱、奇英，告诉了和群、守宝。

第二次看这部电影，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争论中进一步把素芬和生活中的善良、劳苦的母辈们相比较。我们同情张母、张忠民、王素芬，痛恨张忠良、王丽珍、何文艳之流。

那个晚上还放映了《南征北战》，看完了电影已是夜深。我母亲在回家路上背着弟弟，我拎着凳子，母亲笑笑说我好像是抗战难民。

如果说小时候所受的伦理教育大多来自电影和傩堂戏等，那么，劳作则是一份让人迅速成长的厚礼。

我家的地有几亩是雷公田，要等着山上雨水奔流时，田水漾满了才可以深耕，那一阵子就是农忙了。父亲在城市里工作，母亲只好“搬兵”求救，我舅舅，姨父总是会赶来帮忙，我亲眼看着二姨夫搭的田坎又宽又肥厚。舅舅笑着说：“二姐夫你把勇勇家的田都挖通了。”二姐夫说：“根盘你用斧头把你仙姐家的好杉木都劈断了两根，这算什么。搭田坎要认真的，免得走水。”

母亲就在边上劝着：“大家都辛苦了，晚上我炒腊肉，杀只鸡给大家吃。”母亲让我今晚早点赶牛回家，打点酒，买几包香烟。我问买什么香烟，舅舅随口说：“省中华，市牡丹，一般干部辽叶烟，牛小伙儿大生产，普通青年两毛三（战斗）。”

结果生产队代销店就只有黄金叶卖了，二角六分一包。我另外打了一斤酒，一斤酱油。

晚上，舅舅和姨父喝酒时，正巧父亲也下班回来了。父亲为了明天的抢水春耕，叫我再去请一下三爷，明天也许要让他帮忙。父亲交代我顺便再去打一斤酒。

姨父和大舅还有三爷一起喝酒、吃肉，说起庙脑上7分田还没有水的事情。三爷喝着酒，对我说：“准备晚上去接水，如果三队那边今晚能接好，也许下半夜就到了庙脑上了，要抓住机会。”

父亲说，那他去。母亲关切地扫父亲一眼，“你明天还要上班，一早赶着出发。我去。”

那个晚上母亲等到晚上十二点半，也没有接到水。后来终于水来了。用锄头挖出一条沟，将水引过来。这时，三爷打着火把来我家敲门，让父亲准备去接替一下母亲，她已经守了5个小时的水了。

我没有睡着，就说：“爸爸，你明天要上班，我去接母亲吧。”父亲看了看我，“你这么小，还不到10岁，敢去庙脑上等水？”

我毫不犹豫说：“我可以的，爸爸。”

父亲从床头抽出一只手电筒，说这里面的电池是刚买的，叮嘱我注意脚下不要踩到蛇。

来到地头，我发现母亲坐在田埂上，头埋在膝盖上，我说：“妈妈，你快回家休息一下，明天要抓紧春耕。”

母亲很是意外，“谁要你来接我的？快回家！”

我不愿意回去，她没有办法，说这条被单你先盖着。记着不要让别人来挖我家“月口”（田地的出水口）。

母亲说完就走了，我一个人守水。听着寒夜的蛰音，我清楚地分辨它们来自哪一片山林，哪一道沟坎，哪一片原野。

我在夜里听着流水悄悄把我家的田地灌满，然后让它们流出月口，流向下一户人家的土地。

这个时候，第一缕晨曦已经初露，天边的启明星闪闪发亮。那一霎那间，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大人了。

母亲告诉我，天一亮，她和三爷会赶着我家的老黄牛“黑烂”，到田里来犁地。我畅想着不久之后的初夏，我们可以把秧苗拔出，挑到田里来插秧。听着布谷鸟的啼鸣，和着晨光一起开始劳作。

这便是我童年的某些瞬间记忆，它们是那么遥远又令人难忘。对于乡下长大的孩子来说，忙碌充实，艰辛劳苦，是他们赖以早日成长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