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萍

每次回乡，我都要到寨子最后面去看被废弃的老房子。小时候一直生活在那里，所有的童年记忆都发生在那里，感情上认为那里才是老家，才是我人生开始的地方。

因为很长时间无人居住，加上紧靠山林潮气重，木质结构的老房子有些歪斜，板壁的下半段爬满了绿色的苔印，看起来十分破旧，唯有大门边朱红色打印版的《家训》似乎受到了岁月的格外恩典，红底白字，格外醒目：

勤劳俭朴，理家有序；

崇尚科学，技术致富；

敬老爱幼，信友睦邻；

为人正直，语言文明；

守法遵章，律己恕人；

爱财有道，济困帮贫，

讲究卫生，美化家园；

谆谆训言，警钟长鸣。

落款时间是2004年4月18日。那时，我已离乡工作，不清楚立家训的来龙去脉。父亲为人低调，内敛，这个内容全面系统的家训，应该不是他主动立的，可能是当时形势的需要。父亲对于我们的教育和影响，也大多是在行动中，而不是言语上。

父亲生于1954年，有一兄一弟，按排行却称老四，应该是在他之上还有个夭折的伯伯或者姑姑。叔叔出生不久，祖母就去世了，父亲他们三兄弟在祖父一个人的拉扯中长大。当时农村条件差，加上祖母早逝，父亲的童年和少年充满了生活的磨砺。为了不饿肚子，他很小就辍学务农。当时，农业社在距离寨子好几公里的胡家界上开荒种地，山高，路远，路陡，很多人都不情愿去。为了多挣工分，父亲常去胡家界，一扎笼、一扎笼地背包谷，默默忍耐一百多斤的重压。因为过早干重体力活，父亲长得不高，但是筋骨很好，后来应征入伍。军队生活的锤炼，也给父亲增加了自律、正派和一般农民缺乏的见识，而这些，又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年代初，已经分田到户了。父母辛勤地操持着家里的几亩责任田，因为舍得花力气和时间，又舍得花钱买化肥农药，庄稼总是长得很好，收成比别人家多。农忙时节，父母天不亮就起床，做好饭菜，煮好猪食，扒拉完几碗饭，就背起背笼、扛着锄头出了门；傍晚，别人都吃过晚饭在马路上闲逛，他们才在沉沉暮色中归家，顺带背一大捆包谷秆当柴火。冬天不忙了，父亲从不参与打牌赌博之类的娱乐活动，和母亲一起把田地犁好，把周围的杂草树木砍掉，烧成土肥。能做的农活儿都做完了，父亲便到胡家界去砍柴。碗口粗、手臂粗的杂木柴，直条条地，用葛藤绑得齐整结实，扛在肩上搬回家，一天两捆，烤烟房的屋檐下立满了，便立在晒谷场上，在阳光下散发着树木的清香，散发着一种勤劳持家的康乐气氛。

父母很注重我和弟弟妹妹的劳动习惯培养。很小的时候，我便随着父母上山劳动，干些播种子、撒肥料、扯杂草的简单农活，或者做些去井边打水、捡柴烧糍粑之类的服务。再大一些，我就要带弟弟妹妹，做饭、洗衣服、煮猪食、喂猪。到了初中，就陪着父母在山上种洋芋、背包谷、打谷子，在劳动中体会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读师范的那几年暑假，和父母一起去摘烤烟叶，睡眼蒙眬中起床，爬上山坡才看到太阳出来。踏着露水在烤烟地里摘烟叶，裤腿、衣袖都湿透了。太阳升起来了，烟叶上的焦油粘在脸上、手上、衣服上，黏糊糊地，很不舒服。临近中午，在酷暑毒辣的阳光下背着一捆烟叶回家，又饿又累又晒又痒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

回头去看，当时我们做的农活并不多，未必能减轻父母的负担，他们之所以坚持，是想对子女进行一种真切现实的教育：在汗水、泪水甚至是鲜血中看到生活的艰辛，懂得坚持的意义，比一千句一万句漂亮话都有用，都记得牢固！

因为在生活中吃过了太多的苦，父亲最大的希望就是我和弟弟妹妹能够好好读书，通过考大学、吃“皇粮”来改变命运。我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得分是语文68、数学86，在村小的十几个孩子中，算是比较拔尖的。父亲看到了，便让我安心学习，不再像村里其他孩子那样一放学就有做不完的农活，也并不因为我是女儿而放松要求。在父母的教育、鼓励和支持下，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初中毕业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师范的五年制大专班。但是，上学除了学费还要交八千块钱的建校费，父亲卖掉了积攒几年的稻谷、玉米，加上东借西挪，才凑够了一万多块钱，但是非常的开心，一再要我安心读书，不必为钱米发愁。我读师范的几年，母亲在家务农，父亲外出打工，虽然有时需要向亲戚借钱交学费，但也平安顺利地把我供毕业了。

勤奋上进，家风传承。在父母的教育之下，我们一家三兄妹全部大学毕业，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县城买房定居，成为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城里的生活也有困难和烦恼，但年少时的经历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父亲那些写下来和没有写下来的家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