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赶烤”心得之——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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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一项制度，始于南北朝、定型于北宋、盛极于大明，那就是“风闻奏事”制度，意思是御史言官奉旨乱喷，可以不讲证据，看谁不顺眼就可以写奏折弹劾他，弹错了也不会受到一文钱的惩罚。

与此相反的是，现代法律也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叫“谁主张谁举证”，意思是你说我违法了就必须由你来提供关于我违法的证据。香港警匪片中，经常有古惑仔嚣张地对警察说：“阿Sir，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现在是讲证据的时代，小心我告你诽谤。”

很难说谁对谁错谁更科学。“风闻奏事”用于管官，“主张举证”用于管民，对象不同，方法就可能截然相反。

如果用于社会日常治理的话，以上两者都有点问题：“风闻奏事”容易滥用权力乱安罪名；而如果“为举证而举证”，则容易衍生“钓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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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讲这些，是因为在对“淄博烧烤”现象的考察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淄博将“谁主张谁举证”往前推进了一小步——“谁负责处罚谁就负责研发”。

因烧烤油烟污染问题，早在几年前，淄博市张店区就责成区综合执法局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对容易造成污染的“烧烤炉”进行针对性技术攻关，研发出来后，制定烤炉技术标准并向社会公布，交由地方企业按标准生产，一举解决了油烟污染问题，还能卖到其他地区。

看到了没有：“研发”这么高大上的工作，不是科技部门牵头的，不是工信部门牵头的，也不是商务部门牵头的，而是“城管”牵头的。

在淄博的数个烧烤现场，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烧烤溢出的那种味道肯定有，但往外冒的油烟真的没有。

没有了油烟，淄博允许烧烤摊在特定的街区“出店经营”，就少了很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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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为这个“谁负责处罚谁就负责研发”点赞一万遍啊一万遍。

因为处罚者对于处罚内容和处罚标准有最清晰的认知，他们掌握全盘信息，知道什么地方会被处罚，什么地方容易形成处罚条件，由他们把“处罚清单”列出来，再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逐一攻克，提供具有权威性的“避免处罚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向社会公布，老百姓照着方案行事，轻松合法合规。

如此一来，管理者（处罚者）减少了大量的“举证”工作，节约了管理成本；被管理者（烧烤店）不用担心被执法人员“搞口子”，就可以把精力放在经营上面，增加了社会财富的产出；污染得到治理，受油烟之困的群众开心了，社会和谐；烧烤店多了，城市商业氛围浓郁，市场得到繁荣；工厂获得“烧烤炉”的订单，增加了就业岗位；营商环境好了，其他招商活动拥有更大的底牌——真是一举多得，妥妥的“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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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里还是科研的胜利，这完全是治理逻辑的胜利。

这个逻辑的本质，在于将“治理城市”的目的，回归“城市治理”的初心；这个逻辑的思维方式，在于将“处罚威慑”或更恶心的“获得罚没收入”，转换为“不让老百姓受到行政处罚”；这个逻辑的解决方案，在于将“节约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的路径，放在“使民信”的“发展哲学”之上，而非“使民畏”的“战斗哲学”之上。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只有“民本位”真正替换“官本位”，才能焕发来自普罗大众的奋进合力——这，应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

向淄博学习，小小的烧烤，也能迸发“解放思想”的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