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龙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泸溪县老干部陈其昌、曹兴秀二人的爱情，极似这首歌中的际遇。

那时，他在辽宁新立屯志愿军四十七军修养所，因为生性活泼、能歌善舞，闲暇之余领导安排他带领大家唱歌编舞，组织一支临时文艺队慰问受伤战士。那天，他正领着大家在操场里编排蒙古舞，忽然抬头一看，就看见了墙头上露出一张脸的她，带着军帽、清秀灵气。这是他见她的第一眼，他清楚记得，这天是1953年3月中的一个黄昏，他说他当时浑身有种触电的感觉。东北的三月冰雪开始融化，绿草正在萌芽，空气里带着点芬芳，正是生长爱情的季节。从此，他在心里深深记住了她，开始了他与她的爱情之旅。他从事药剂试制工作；她是休养所的一名护士。

他是1951年3月随志愿军四十七军入朝的，属于第二批入朝人员。当时，从丹东过国界线的时候正是晚上七点，天上黑云低垂、暮色四合，地上硝烟弥漫、火光隐隐，不时掉落的炸弹在鸭绿江上溅起巨大的水花，连过江的大桥都被炸断了，只能从临时搭起的浮桥上走过去。“晚上不能照灯，只能紧挨着前面的战友走，都不知道怎么过去的。”他感慨地说。途中过封锁线时，五公里路的地段需要十分钟内通过，天上有四架敌机往复巡查，他身上带了一个背包、一个十字包、一条米袋子、一把水壶，有十多斤重，穿越的时候两名女护士被发现了，只见敌机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扫射，在她们身边腾起了一股股尘烟，他的心都掉到嗓子眼了。他被分配到师部卫生科，平时负责碘酒、红药水、生理盐水等药剂制作，再把这些药剂分送到兵站和前线临时救援点，有时参与救治伤员的工作。“那时分工哪有那么明确，哪里需要就上哪里。”他说得十分淡然。一次，他和战友赶着八匹马运送药剂赶往朝鲜顺安，每匹马驮着两只铁皮箱子的药品，当时气温零下四十度，天寒地冻、水瘦山寒，上坡需扯着马尾巴前行，途中被敌机发现了，他们赶紧就近伏地躲藏，敌人机枪扫射到了他身边一米的地方，只听见“啪啪啪啪”的子弹声。“那次真险，差点就去见马克思了。”他说。他去过离敌人阵地只隔了一个山头的地方，当时志愿军发起秋季攻势，在三八线附近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战线有四十公里长，需要组建十多个临时医疗救援点，他与四名医务人员一组，负责一个救援点，每天经过他们手救治的伤员有十多个。天上敌机如飞蝗般密集，机枪声如炒豆子响亮，大炮声震得地皮都颤动了，呐喊声充满了山冈川野，他和战友坚守临时医疗救援点三天三夜，夜晚就露宿在山坡上，真正是天当被、地当铺。他还在朝鲜顺安修过飞机场，白天躲晚上修，用草袋子装运鹅卵石修跑道，晚上修的时候有时惊动敌机，敌机来了就打出照明弹在半空中，这时我们的炮弹就打出了，发出“砰——呜——哐”的炮声，修了半个月才修好。“那时候，生活真是苦啊，住的是猫儿洞，吃的是炒米炒面，喝的是雪水，有时还用雪洗脸。”他平静地说。

她是1951年8月随抗美援朝医训队到辽宁新立屯的志愿军四十七军休养所的，一直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多。她有两次到了丹东准备入朝，但都没有成行。她问领导：“为什么不让我去呢？”领导说：“你个子小，背不动行军物资。”她曾多次向领导请求上前线去，领导说：“这里也是战场。”不能上前线一直是她的遗憾，她经常和他说起这事。那时东北的气温很低，零下四十度是家常便饭，有几次她去病房，用手推病房门的时候，手竟然被冻得粘在了门上，差点儿扯掉了一层皮，说起来她至今还心有余悸。有一次，一位伤员在治疗过程中患尿道炎尿不出，是她负责全程照料那位伤员，为伤员导尿，精心照料伤员的生活，一直到伤员病愈出院。“尽管是战争时代，但那也需要勇气！”她说。她还站过哨，那时的东北藏有许多特务，会到休养所搞破坏，所领导安排护士站哨，她经常站夜哨，一站就是一通宵，那时她才十六岁。一次站夜哨的时候，她忽然听见围墙那边传来“沙沙”声，以为是特务在偷爬围墙，她惊吓出了一身冷汗，眼睛紧盯着围墙来回逡巡，后来发现是树枝扫着了围墙，她才长长松了口气。“那时站哨，常穿一件军大衣，背着和人一样高的步枪，都成‘套子里的人’了。”她说得很轻松。

他是怀化靖州人。靖州现在是“中国杨梅之乡”，但在那时，他的家里很穷，屋无片瓦、足无立锥，住在县城城郊的祠堂里，依靠祖母和母亲给别人洗衣挣钱生活。那天，他在街头看见一支队伍经过，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一直尾随着军队过了会同、到了洪江。进洪江城时，一位长官来到了他面前：“小鬼，我注意你很久了，为什么跟着我们呢？”“我没饭吃，我想吃饭。”他有点不安。“你知道跟着我们走了多少里路吗？”长官问。“不知道。”他摇了摇头。“有一百八十多里。你有什么打算？”长官问。“我想当兵，吃饭。”当兵吃饭，是那年头许多穷人孩子最朴素的想法。看了看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穿着破鞋的孩子，稚气中透着机灵、机灵中透着英气，长官想了想，点了点头。后来，他才知道长官是当时国民党第十专员公署专员陈裕新，这以后他成了陈裕新的卫兵，直到陈裕新回到长沙。当时是194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程潜发起了湖南和平起义。一次，解放军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请陈裕新帮忙找一名警卫，陈裕新就推荐了他。由此，他加入了人民军队，他清楚记得这一天是1949年8月1日。这之后，他成了曹里怀的警卫，并一直跟随四十七军从长沙到重庆再到沅陵，准备开赴湘西剿匪。在沅陵，曹里怀军长问起他今后的打算，他说他还是想学医。就这样，他被送到沅陵的四十七军卫生学校，学药剂专业，一直到1951年2月毕业。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一切显得那样轻描淡写、云淡风轻，可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平凡而普通的老人曾是四十七军军长的警卫呢？

她是怀化芷江人。那时，她家里也很穷，古人是凿壁借光，她家是借壁起屋，一间偏竖屋，盖的是杉木皮，有时还睡磨槽。她小时候性子野像男孩子，常穿她哥哥的旧衣服，爱和男孩子一起玩，“不爱红装爱武装”。后来，她上了天主堂女子小学，是带着妹妹上学的，当时教堂里有一位修女对她非常好，修女懂一些护理，她经常去修女那里玩，把红药水、蓝药水涂在指甲上，或者其他孩子的脸上、手上，玩这样的游戏。也许从那时起，一些想法就在她的心里萌芽。1949年，湘西“三·二”事变发生，并波及芷江，在那次事变中她的伯伯被冷枪打死，她被送到芷江两头田村的外婆家躲难，逃难途中只听见街上一片“嘁哩哐啷”的关店门声和孩子的哭喊声，以及一片狼藉。1951年6月的一天，她在街头看见一张抗美援朝的海报，志愿军四十七军在当地招收一批医务人员到前线去。她没有跟家里人商量，也没有征得父母同意就报了名。她说：“那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只觉得心是热的，我高兴得流泪。”几天之后，在一片敲锣打鼓声中，戴上红花的她坐上了医训队的汽车，她的母亲因为是当地农民协会妇女主任要到现场送行，这时才知道她去志愿军医训队的事情。她就看见，母亲在车后边哭，迷漫的烟尘渐渐消失了母亲的身影。在去抗美援朝前线之前，她被送到沅陵的四十七军卫生学校，学护理专业。学校在沅陵太山村的一个小岛上，四周碧波荡漾，岛上绿树成荫。这时，他已经离开这所学校近半年时间。然而，冥冥之中她难道不是在循着他的足迹？一切都是天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