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高辉

一百多年的大屋倒了。在风雨交加时，支撑不住风烛残年的身躯轰然倒塌。

因外公家的老屋规模大，占地广，前坪开阔，村里人称之为“老屋”。十八年前，大舅去世时，老屋还在；十八年后，小舅去世时，我只看到了一片废墟。

一百多年，足以孕育六代人。当年的建造者，是外公的爷爷，听说修习武功，力大无穷，曾一人搬起一块长四米宽一米重一吨的石头，架在村里的河岸上，方便了村里人，成为一时佳话。如今，那块石头依然还搭在小河上，每每经过，便会想起祖辈们的传奇故事和他为子孙们创下的较为殷实的家业。

而后来，外公的父亲却是智力欠佳之人，靠着父辈的家业娶妻生子，生下了外公和他的二弟。他的弟弟是抗美援朝军人，生性聪明，能说会道，也算是有先祖遗风。而我的外公却是一介书生，饱读诗书，成为村里的文化人，红白喜事均请他伏台记账。但他文弱之至，对农活几乎一窍不通，加上外婆病逝早，家中便无人料理，每况愈下。

从此，大屋里只有表面风光，而实际上家徒四壁。母亲说，她出嫁时，家里打发了一床棉被，一口木箱，寒碜之极。不过在那个年代，谁家又能有多少闲置的家业呢？

外婆去世，留下五个子女，母亲已经出嫁，还有两个姨娘和两个舅舅，小舅才五岁。家中日子拮据，但是人口多，却也热闹。于是，大屋就成了我儿时的记忆了。每逢过年，便极高兴地去外婆家。大家一起挤睡在盛放稻谷的柜子上打打闹闹，或者躺在地铺上听姨娘讲鬼故事。儿时的记忆如果没有外婆家的时光，那一定是不完美的。

那时候，物质匮乏，便只有依靠精神的富足来填补日子的苍白，更何况是儿童，即使面黄肌瘦，依然无忧无虑。大屋前面极为宽敞，是全村人聚集交流的好场所，加上村部小学就在坪坝前，所以从早到晚人气旺盛。大屋虽然囊中羞涩，却似乎自有笑迎四方宾客的大家风范，这里便自然成了我儿时的乐园。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两个姨娘的出嫁，大舅结婚修房分家，大屋里便冷清多了。从此自然不太愿意再去外公家。而此时我们家也因为父母的辛苦经营，殷实些许，从此就不愿再向大屋寻求欢乐。大屋便成了一种记忆，一种不太愿意触碰的记忆，纵然过年，也只是上午去下午回，无法长时停留了。

工作后的一天，我从县城回家看望父母。走到家中，大门紧闭，听邻居说父母去赶集，晚上在外公家吃晚饭再回来。我便想着不如去外公家碰面，便开始翻山越岭朝外公家里走。走到村口，正巧碰上查看稻田的大舅，便和大舅一起回家，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大舅看我穿着皮鞋，便毫不犹豫不容分辩地说：“来，我背你过河。”大舅个子不高，长久做农活有些佝偻，好在小河不宽，走几下便到了河对岸。我不知道从小到大大舅是不是背过我或者背过我过河，但记忆中这是我唯一一次与大舅亲密接触，或许这就是理所当然的情分——在你需要的时候，最先伸出手的自然是亲人。

回到大屋，看了外公和小舅，再到大舅家吃了晚饭。天快黑了，父母还没有来，我估计父母不会来了，便在舅娘的热情挽留下执意原路返回。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借着月光前行，山路曲折蜿蜒，不时有猫头鹰的叫声传来，但因我心中有光，心中无惧。大屋又一次温暖了我的记忆，但我实在是无法停留了。记忆真的是一条河，不论河水深浅，水只能向前奔流，纵有时回旋，也只是偶然。

十八年，足以培养一代人。大屋培养了一代代子孙，让家族得以繁衍生息。然而对于小舅，十八年只是让他长大成人，没有成才。据说小舅出生时，村里人便议论：不该来的来了。大概是指外公家里贫穷，外婆身患结核病，如何能抚养一个幼子长大成人？小舅自小无娘管教，又是家中幼子，竟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他从小也不读书，游手好闲，即使长大，也不能支撑起一个家。在外打工赚不了钱，也不结婚，也照顾不了家中老父亲，外公孤独地生活在大屋里，慢慢老去。大屋也慢慢变老了，瓦片破了，板壁漏风了，地板咯吱咯吱地提醒你走路要小心。外公本就不善言谈，后来再也说不出话了，整日守着大屋巴望着儿女们回家。大舅去世时，他只是抹眼泪，这时候，他已经哑了。后来，外公也去世了。大屋里从此不再住人。

外公去世十八年来，小舅依然没有什么改观，只是跟着姨娘家的表弟，渐渐地有了点积蓄。大家鼓励他重修老屋，娶妻生子。他表面答应，实则依然我行我素。再后来，身体慢慢变差，病情越发严重。几天前，他在大屋倒下之后溘然长逝。

对于小舅，我们几个外甥外甥女都没有多深印象。有时候想，他既不是陪我一起长大的玩伴，又没有像长幼辈一样极厚重的情意。在他的灵前，我只是履行着晚辈的义务。然而，当下葬的那一刻，母亲和姨娘们的哭声唤起了我心中的悲伤，忍不住掉了泪。人啊，可能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正如妺妹所说：“我们再也没有舅舅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众人聚会举杯之时，自然会想起那时那人那事，和承载我记忆的“大屋”。

大屋老了，倒了，四处杂草丛生，遮蔽了方正整齐的青石板台阶，只有硕大结实的柱子在宣示曾经的繁华，只有屋后耸立的大树记录着曾经的荣耀。

再见了，或许再也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