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全媒体记者 田 华

刘德甫， 1934年6月出生，永顺县松柏镇人，1951年6月参军，在47军140师420团1营3连当卫生员，1951年10月入朝作战，荣立三等功一次。

刘德甫家里有兄弟姐妹6人，家里极其贫困。当时驻扎当地的47军医训队正招医生，刘德甫欣然报考。在怀化市沅陵县训练时，刘德甫被分到了140师420团1营3连，他们是留守在此地的最后一批人员，前一批人员已经入朝作战。经过3个月的训练之后，1951年10月的一天，伴随着敌人的炮火声，刘德甫所在部队正式入朝参战。

“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大家很难叫到卫生员，一方面受伤的人员太多，另一方面是很难听见对方的呼救声。我们卫生员最多也只能救到几名战士，更多的还是战士们自救或互救，轻伤员经过简单包扎之后继续战斗，重伤员由于炮弹封锁大都牺牲在了战场上。战斗停止后才有机会把受伤的和已经牺牲的战士运下战场。” 刘德甫说起当时的情景，一脸肃穆。

1951年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艰苦的一年，美军为了增加谈判筹码，发动了“秋季攻势”，进行了朝鲜战争阵地防御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坦克楔入战”，动用了“联合国军”500多辆坦克参战。刚开始刘德甫和战士们都在开凿的猫耳洞里躲藏，后逐渐开挖了坑道。由于后勤补给被联合国军轰炸导致前线极其缺粮，运气好的时候每人能吃到只有筷子宽的豆腐干，在更多的时间里刘德甫和战士们吃炒面，经常一吃就是一星期。

志愿军经常在夜色的掩护下行军，由于行军通道中不同的部队上上下下，为了避免走错方向，战士们经常互相拉着向一个方向进发，连队中只有连长有手电筒，主要用来看地图。前线双方都有观察哨，敌人封锁得非常严密，隔一段时间会进行机枪扫射和炮轰。我军战士摸准敌人扫射和炮轰时间间隔，定点通行或停止。晚上的后勤运输更具挑战性，车上会配备两名驾驶人员，一人反穿衣服露出白色的内衬在前面探路，另一人则关闭车灯开着汽车朝白点方向驶去，战士们则在侦察机投出的照明弹照耀下隐蔽行军。刘德甫说：“如果飞机返回来则说明可能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这时需立即就地隐蔽。”

行军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战士们除了要背武器弹药、棉衣棉裤等还要背着一个星期的粮食，足足有七八十斤重。刘德甫的背包里就放着4个手榴弹、药箱、急救包等物品。老战士们非常照顾年轻的战士，不仅帮忙背东西还在煮饭时让年轻的、体弱的先煮，珍贵的豆油既用来炒菜也用来点灯。在行军的路上有兵站可以供战士们领取相关物资，有时能领到米面等细粮，平常只有豆子、高粱等粗粮，但不论何时都缺菜。战场上战士们总是饥肠辘辘，一顿饭能吃下七、八个馒头。

战场环境非常恶劣，既缺少食品药品等生活物资，又缺少枪支弹药，战斗停止时战士们会爬出掩体，在战场上捡些枪支、子弹和手榴弹等武器。敌人经常使用远程火炮对我军阵地进行炮轰，成千上万的炮弹倾泻到我军阵地上，山顶往往会被削去1至2米高。炮击之后的阵地乌烟瘴气，战士们被震得听不到炮声、看不见战场。空气中、地上到处都是被扬起的粉尘，粉尘覆盖在枪上导致战士们的枪经常出现卡壳等现象，战士们非常爱惜自己的武器，虽然自己已经衣衫褴褛，但还是用衣物把枪支裹得严严实实。

刘德甫说：“1951年打得最艰苦，比电影里演的都要惨烈。”敌人的侦察机钢板很厚，子弹根本打不进去，经常是侦察机在前面探路，紧接着的就是轰炸机一顿轰炸，几乎所有的交通要道都被炸烂，而燃烧弹烧起来根本扑不灭，身上着火了只能把起火的部位插进土里，一场仗打下来一个排往往只剩下四、五个人。刚开始时还有点害怕，后来大家都不怕了，大家被炮弹震得像聋了一样根本听不到声音，被弹片击中后才晓得还在炮击，战斗结束后半个月都听不到声音，对话要大声喊。

1952年底至1953年初，刘德甫所在的部队终于打到了三八线附近，由于距离板门店非常近，晚上能清楚地看到敌军的探照灯。三八线附近敌我双方的战线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局面，在谈判期间战斗时有发生，虽然我军炮排和机枪排非常少，但是战士们还是很快把敌人占领的地方给抢了回来，把战线拉直。此时，由于正在谈判，前线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过年还能吃到饺子。

1953年刘德甫和战士们参加了金城前线反击战，为抢回100公尺高地，战斗打了一天两夜。由于地方狭小，每次只能派一个排进行争夺，半夜后再进行轮换，整场战斗下来只剩下20几个人，刘德甫的腿也在这场战役中严重受伤，一条条清晰的伤疤成为了刘德甫永远的“军功章”。几天后刘德甫和战士们再也没有听见飞机的轰鸣声，原来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

1957年，刘德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湘西州。拖着那条印有“军功章”的伤腿，刘德甫又投入到建设家乡的事业之中去，先后从事卫生防疫、文教宣传等工作，在新的“战场”再立新功，一辈子永葆革命军人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