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建

1988年6月20日，我走进泸溪县税务局兴隆场税务所，由此开启了我从税生涯的第一天。

兴隆场税务所负责兴隆场镇、永兴场乡、小章乡、解放岩乡的税收工作。该所糜所长对我说，小章乡只有一名驻乡专管员，正好缺人手，让我和周平一起收税。

我二话没说，背起行囊跳上税务所临时包的一辆手扶拖拉机，赶往10公里开外的小章乡。放下行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喝口水，周平便乐呵呵地握住我的手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恰逢大水坪村赶场，我正准备过去收税。不过，下村之前，我先带你去小章乡粮站、供销社、信用社等几家正常纳税单位跟财务人员碰个头，大家相互认识一下。

个把小时的见面后，我们匆忙上路，开始连走带跑，后来半道上周平拦了一辆熟人赶场拉人送货的小四轮。车子行驶在崎岖不平的盘山公路上，左摇右摆、上下颠簸，从不晕车的我，当时头晕目眩、呕吐不止。

到达目的地后，我一边拍打身上那厚厚的灰尘，一边听周平介绍大水坪村基本情况：小章乡是泸溪县一个苗族聚居乡，全乡13000人，苗族人口占98%以上，大水坪村是典型的苗族村，也是全县唯一有圩场、有电影院的小山村，至今仍保留唱苗歌、打苗鼓、跳苗舞、赶“边边场”等传统习俗。周平再三提醒我，征收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工作上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说完，我们便抓紧时间投入工作，周平取出个硬壳纸板垫在税票下面开票，我便拎着一个老式人造革手提包收钱。我们沿着圩场两边的成衣摊、百货摊、熟食摊，一个个摊点逐个做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一边开票一边收税，2块、3块、5块……遇到常做生意知道税收的老板还好讲话，他们会主动递过钱来叫你开票。若碰到不懂政策不讲道理的，站在摊子前面磨破嘴皮解释半天好话说尽，对方才极不情愿地丢给你几张皱巴巴的毛票，而且嘴里还用我们听不懂的苗话发牢骚、骂几句脏话，不时引得围观者一阵哄堂大笑。

我们讲得口干舌燥，累得腰酸腿痛，100来米长的圩场，收上来的税款总共也就两三百块钱。小摊小点的零散税收征收完毕，接着我们对圩场上宰杀的几头生猪征收屠宰税。“你们猪草没打过半筐，猪食没喂过一勺，猪栏边没站过一回，自家的猪杀了卖肉，你们凭什么要钱？”往往税票还没来得及填开，对方便理直气壮地质问开来。我们轻言细语地给他们解释说，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如孩子们读书的学校，老百姓看病的医院，还有我们平常行走的公路，这些都需要花钱，这些钱都靠我们以税收的形式一分一厘征收上来……收税挨骂心里有些难受，但眼见税款一分不少地收了上来，看到税收工作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心里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再苦再累也觉得值了。

临近散场，我们又把10多户个体双定户的税款全部收齐。一天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肚子也一直咕噜咕噜叫个不停。我们钻进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饭店，随便炒了两个菜。饥饿对于美食的渴求，使得我斯文扫地，埋头吃起饭来就没有再抬过头，只听见碗筷碰撞和牙齿咀嚼食物发出的声响。当肚子半饱，速度缓下来后，竟突然发现米饭里有好多条白色的小虫子。店主见状，忙赔不是，说是给我们另煮一锅新米饭。我开玩笑说，米虫高蛋白，正好补充能量呢。不过米虫营养再丰富，看着实在瘆人，剩下的半碗米饭我是无论如何再也吃不下去了。

走出饭店，周平抬头看看天色说，我们今天不回小章征收点了，晚上直接下到村小组，一方面去代征员那儿把前期屠宰税结清，另一方面摸底掌握今年烟叶生产情况。

说话行走之间，暮霭笼罩山林，袅袅炊烟在村子上空缭绕，山村的夜色在归巢的鸟啼声中慢慢拉开帷幕。周平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手电筒在前面带路，我一身疲惫步履沉重地跟在他身后，朝着隐隐约约散落于山脚田野的村舍房屋走去。

走到代征员张明顺的家里，天色完全暗了下来，他从柜子里取出税票税款，跟周平一份份税票结算，一笔笔税款核对。收回填开的屠宰税票，支付好代征员手续费，周平又领着我走进了村主任张明德家。周平拿着烟叶种植户花名册，村主任热情地给我们引路，同我们一起挨家挨户调查了解今年烟叶长势和收成情况，提前谋划来年烟叶生产和税源培植工作。

村庄偶尔传出的几声狗吠，农舍不经意间泻出的几缕昏黄灯光，更烘托出山村夜晚的宁静和平和。夜深了，人困了，我和周平就在村主任家住了下来。躺在床上，摸摸枕边装满票款的手提包，回想一天的工作，收获满满，感慨良多。尽管耳边蚊子嗡嗡飞舞，村主任儿子的小木板床挤得我和周平身子几乎成了一根棍棒，但我们还是不知不觉香香甜甜地坠入了梦乡。

如今，虽然已经过去整整35年了，但从税第一天的情景却深深烙在心里，常浮现在眼前，激励、鞭策我在从税的路上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