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治顺

刘伯承元帅曾说过，没有通信联络就说不上军队指挥。在通信手段不发达的年代，军队日常生活、训练、作战，基本都要靠号音指挥。可以说，号令就是指挥员在战斗中的喉舌。1935年初，在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驻地永顺塔卧，一个新的训练班悄然成立，它就是塔卧随营司号训练班。

为什么要办这个随营司号训练班呢？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为了寻找红二军团费尽了周折。红六军团从贵州甘溪突围出来以后，急切地盼望和红二军团会合，但是却不知道红二军团的具体活动范围和方位。当时红二军团不仅没有电台，而且和红六军团的号谱也不统一。红六军团就抄听敌人的广播，听到里面讲贺龙和萧克企图在什么什么地区会合，马上就按照新闻中所说的地方去找。结果红二军团的人看见有人追，以为是敌人，越跑越快。红六军团沿途看到不少红二军团扔的草鞋，但就是追不上。后来还是李达带领的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十九团先找到红二军团，然后带领他们一路上用红六军团号谱联系，才找到红六军团。至此，被敌人分割成三段的红六军团，才在1934年10月中下旬在贵州沿河县的铅厂坝、梵净山、印江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

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湘鄂川黔边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等省委机关搬到塔卧，革命形势比较稳定。为了红二、六军团以后在战斗中能够统一指挥，避免再次出现互不相识的情况，省委、省军区决定办一个随营司号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招收了130名学员，大多数都是十四五岁的青少年。训练班设在塔卧当地土豪李名炎的家中，负责人姓张，是一位革命经验丰富的班长；指导员姓王，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

随营司号训练班王指导员郑重地发给每个学员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并再三强调号谱的机密性和重要性，要求每个学员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号谱。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1932年印刷的书籍，为横式小32开本，内页20页对折成40页，长21.8厘米，宽13.5厘米，用毛边纸黑油墨印制而成。号谱由封面、内页等构成。封面边饰为线条花边、中上部交叉步枪、齿轮、红旗，两侧连线，下为军号。中部有“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字样。为保密起见，内页曲谱均采用五线谱（当时一般人不认识五线谱）刻写音符，共有340首，内容依次为：办公、生活、训练、番号、职务、作战。其中6—7页为红色五线谱，内容主要是“总共集合”、中央机关等机构、部队番号。

老红军张生荣回忆说，小小军号，学问可大着呢！一本厚厚的号谱本子，看完都要花好长时间。几百种号谱，全要记熟。“那时没有电话，几个连分散在好几个山头上。前进、后退，左拐、右行，全靠号来指挥。吹错了，可是要死人的。”

军号是军队通信用的喇叭形音响通信工具，以规定的号谱和号音传递简短的命令、报告和识别敌我等。军号由号嘴、号身、号碗、连接箍等部分组成，外形与乐队用的小号相似，但无活塞。军号的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通信迅速，示知面广（可达600—1500米）。主要用于传达命令、报告、报时以及敌我识别、发放警报等。

正确的嘴型是吹好军号的第一步，学员们手中拿着号角，利用嘴唇的震动将号嘴吹响，每次保持15—20分钟的训练时间（俗称“叼号嘴”），这是快速固定嘴型，锻炼唇尖肌肉控制力的一种方法。“号嘴位置上下各占一半，号嘴的支点在下唇……”教员讲授吹奏要领。

刚接触军号时，学员们憋足了劲，才能吹响那么一两声。几天后，虽不那么吃力，但因为气短音高顶不上去，吹出来也难成调。平均一天下来，学员和军号“亲密接触”的时间将近八个小时，除了吃饭，通常一练就是大半天。高强度的练习，嘴部酸疼是常有的事。

在重复“哆、咪、嗦”的过程中，学员们的嘴肿了消、消了肿，反反复复，人也晒黑了一圈，但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第一周吹响、第二周吹长、第三周吹变音……培训初期，看不懂的乐理、唱不会的乐谱，让学员们觉得度日如年。等到了第二个月练习21个号谱时，又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完全不够用。

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学习司号，还要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知识。他们每天清晨都会在野外练习发音和吹奏号声，那悠扬的号声，仿佛是对未来的呼唤，也是对敌人的挑战。

经过几个月的刻苦训练，许多学员已经成为出色的号手。他们的号声洪亮而激昂，能够鼓舞士气，也能传递指令。丁德瑞和他的堂弟丁德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丁德瑞回忆起那段时光，眼中闪烁着光芒。他说：“我们每天都在班长和指导员的指导下努力练习，虽然辛苦，但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由于谱系复杂，一个司号员的养成很不容易，红军时期国共双方的军队都有“交号不交号嘴”的规矩，即司号员调动、离队，要把军号交上去，而号嘴属于个人物品，不必交。所以，号嘴就成了司号员的职业标志，每次打完仗，双方都很重视在俘虏身上搜查号嘴，一旦发现俘虏中有司号员，是要千方百计留下来的。

司号员在红军中享有较高的待遇，除日常和指挥员一样的生活待遇外，每月有三块大洋的鸡蛋费，即便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也有一块大洋。

丁德瑞被选中进入随营司号训练班练吹号，接到通知，他的嘴都乐成了瓢。可学吹号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妙轻松，而是枯燥、单调，甚至痛苦。“为把上百个号谱背得滚瓜烂熟，得天天苦练……”每天清晨天还没亮，班长就让他气沉丹田练习“拔音”。

“拔音”也是极乏味的事情，从早到晚都是“哆、咪、嗦”3个音符。开始时，使出吃奶的劲儿，憋得面红耳赤，才能吹响那么一两声。后来虽不那么吃力了，但是气短，高音顶不上去，吹出的东西也不成调调。

号谱有5个基准音，为了打牢基本功，号兵必须从最低一个音符练起，直到练好了5个基准音，才开始练习代表不同命令的号谱。嘴唇肿了消，消了肿。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丁德瑞经常和丁德清两人站在高地迎着大风练号，训练结束军号里都能倒出水来。遗憾的是丁德清在长征途中随部队转移的过程中，不幸牺牲。

在我军司号员队伍里，走出过不少开国将军。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当过司号员的开国中将就有张国华、聂凤智、王辉球、邱创成、李成芳、蔡顺礼、刘西元等。

（网络图，实物在福建宁华县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