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治顺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剪刀，它是一把生锈的裁缝剪刀，原主人是红军被服厂工人——塔卧人田三元。它静静地躺在永顺县塔卧镇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其文物档案记载如下：

年代：土地革命；尺寸：长25厘米，宽7.5厘米，柄长11.5厘米；重量：320克；质地：铁；级别：三级。

衣食住行，衣排第一。红二、六军团是如何解决穿衣问题的呢？本文试图从以下角度揭秘红二、六军团军服史，介绍田三元等人为红军制作军服的故事。

红军第一套军服诞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套正式军装于1929年3月，在福建闽西长汀设计并制作而成。军装的上衣是中山装式样，正面共有四个口袋，衣领上镶有两块红布做的红领章，领章四周绣一圈黑边；裤子是半长的阔腿样式，配有一副绑腿；军帽参照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上面缀着一颗布质红五角星帽徽。为什么在红领章的四周要绣着黑边呢？因为当时是列宁逝世五周年，黑边是为纪念列宁而设计的，这也是红军军装史上唯一的一次在领口上面的红领章绣黑边。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根据刘伯承指示，仿照国民革命军军服式样将上衣改为前开襟敞袖口，考虑到红军要经常在山地行军作战，灰色在山区不容易暴露目标，所以红军的军装、帽子和绑腿都选用灰布制作。上衣为中山装，下衣为西装裤。军衣领上缝两块红布领章，象征红旗普照全国。军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宁帽。但因帽角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赵品三就把军帽改为“小八角”，帽中央缝上一颗红布五角星，象征工、农、兵、学、商团结一心向革命。

赵品三设计的军服经过试穿后，刘伯承看了表示满意。他认为这套服装美观、大方、实用，就指示红军学校总务科长杨至诚给学员每人做一套。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法红军学校，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统一的服装。以后，各根据地红军的服装逐渐统一。赵品三设计的这套红军军服，成为典型的红军军服。

红军军服在制作时，各苏区的物质条件不同，样式、布料、服色都有较大差别。这一时期，红军各部队军服的颜色有灰色、青色和蓝色。如红二军团红七师是灰色军服，红八师是青色军服，红九师为蓝色军服。红军的军帽差异就更大，有八角帽、六角帽，还有学生帽。鞋子的差别也很大，条件好的是布鞋，条件差的是草鞋。由于红军主力（除陕北红军外）基本都活动于长江流域，加上条件限制，红军服装没有冬夏服之分。女红军军服与男红军军服一样。

红二、六军团军服来源

红二、六军团军服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

1.缴获

由于当时布匹少，无法满足部队标准军装所需，所以红二、六军团穿戴得比较杂乱。在塔卧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的教员陶汉章是从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的红小鬼，入伍时只有15岁，17岁便来到塔卧。他是一个读过书的中学生，在红军队伍里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知识青年了。他虽然当了几年红军，1935年红军打下津市后才给他正式发了一套新服装。平常的衣服，全是靠打仗时缴获和收捡国民党部队的服装来装备自己。

1935年8月底，红二、六军团先后攻克石门、津市、澧州（今澧县）、临澧，红二军团第四师占领津市。一天上午，五连的三名同志来到一个巷子，碰到一位老板。这个人告诉他们，白军（国民党军）临撤走时，慌慌张张将许多东西藏在邻居的猪圈里。他们听到这个情况，赶到现场把东西看管起来，其中一人跑回团部向首长报告。红十一团政委杨秀山听了报告，立即赶到现场，红十一团供给处主任史可全也赶到现场。两个战士跳进猪圈抬出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崭新的灰布军装。又打开一包，还是军装。杨秀山让史可全赶快运到团里，迅速清点后发现有两千多套军装，还有帽子和绑带。

红十一团供给处找了几间房子，请来几位裁缝，带着缝纫机，又买来几匹红布，将那些灰军装的领子上缝上两面红领章，将帽子上的国民党帽徽去掉，换上红五星。军装改好之后，首先给全团现有的同志每人发了一套，并发了一副绑腿。红十一团的干部、战士们穿上新军装后，情绪高极了，人人笑逐颜开。新入伍的战士也发了军装。团供给处还到街上买来布匹，给战士们做了一些被子，准备过冬。子弹袋、挎包等也都发了。红十一团就这样很快解决了部队过冬的被装问题。

2.没收

老红军夏精才回忆说：“当年，我是穿着露屁股的裤子参加红军的。”

1935年，红二、六军团打到贵州黔西县，正在卖柴禾的夏精才把木柴扔下就跟了红军。入伍后的夏精才并没有马上得到一套军装。很长一段时间，14岁的夏精才都是穿着露着屁股的破裤子。“后来有一次打土豪时，连长给了我一条地主婆的绸缎裤子。”夏精才回忆，“这条绸缎裤子穿起来很别扭，打仗、行军都不方便，我一直穿到了陕北。”

红二、六军团并不是对所有人的货物都没收。大庸县岳忠兴布号店主岳伯章兼营几十亩土地，他害怕货物被没收，将库存的73匹布收藏在乡下谷仓里。红军到他家打土豪，没收了这批布。后来他向红军反映自己以经商为主的情况，红六军团供给部长喻杰通过调查核实，把没收的布匹归还了，使一些中、小商号很快消除疑虑，正常经营。

3.缝制

1934年11月，湘鄂川黔省军区供给部在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成立了有120多人（其中妇女40余人）参加的缝纫训练班，也叫缝纫连、缝工连。连长阎自成，业务由裁缝罗吉清负责。缝工连聚集在大庸县城天主教堂内，经过短期培训，缝工掌握了裁剪技术，既购布又缝衣，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抓紧生产，1个多月里，赶制了大批冬装，基本上解决了部队急需。

旧社会，裁缝是手巧、有技艺的能人，是乡村为人所称羡的好职业，干净、体面、轻松，还受人尊敬。塔卧人田三元15岁就被父母送到当地一个有名的裁缝师傅家里去当学徒，学徒生活很苦，大多数时间是在做饭、带孩子、做夜工，常常要到深夜一两点才能回去睡觉。让他苦恼的是，师傅在传授技艺上有保留。有一次，他请教师傅如何做上衣口袋，师傅没有教他。于是，他决定偷学，在夜里趁师傅睡觉的时候，偷偷地将师傅做的口袋拆开，揣摩其中的做法，然后再将它原样缝好。谁知第二天就被老谋深算的师傅发现了，狠狠地挨了一顿戒尺。他就这样在师傅家里过了两年。

1934年12月10日，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省军区、省革委会由大庸迁往永顺塔卧，创建了以塔卧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龙家寨被服厂。被服厂有120多名工人，大多数都是当地的裁缝和弹匠，他们整天忙忙碌碌，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生产了大批的被子和服装，将一批批被服鞋帽送到红军战士手中。田三元得知后，马上报名参加。因为当了两年学徒，且是贫苦出生，所以在对方口头问了几个问题后，他马上就被录用了。田三元在龙家寨被服厂认真工作，为红军缝制了大量服装。后来在反“围剿”转移过程中他受伤了，就留在了家里，继续从事裁缝这一营生。

在长途行军中，胶鞋是很难得的物品，布鞋不耐磨，因此每个指战员身上都带着两三双草鞋，且一路行军一路自己打草鞋。国民党军追击红军最鲜明的标志物，便是路途边触目可见的一双双丢弃的烂草鞋。

1935年9月，红二、六军团在临澧境内驻扎休整一个月。为了帮助红军准备充足的衣服被子，新安、合口两镇的群众帮助缝制军衣7000余件套。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贺炳炎、政委余秋里率部驻扎新安镇，当地革命委员会协同红军没收富商王义生、毛贻兴、胡恒太、冉义兴、苏大生等人的布匹，集中到杨家祠堂和王松茂、鼎升益家，由裁缝翟友均召集安排冉永贵等30多名裁缝、4部缝纫机，制作夏天可抽棉、冬天能塞棉的夹层军服近4000件。红军王炳南团驻扎合口镇，富豪黄香阶、于丰恒、赵享太、胡义兴等逃跑藏匿，革命委员会协同红军没收了他们店铺的布匹，集中镇上李义兴等20余名缝纫工人和20来台缝纫机，缝制军服3000多套。合口当时正在坐月子的龚元珍与婆母一道，主动为红军赶做鞋袜100多双。

4.购买

1934年11月，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占领永顺县城后，了解到正街有一布店店主陈仁发已跑上高峰坡。红军依靠其店员吴子衡把他叫回来，晓之以买卖公平的红军纪律，并洽谈了一笔生意。陈仁发感到与红军做生意不但不苛刻，反而有利可图，从此大胆开门营业。

大庸万丰布店与红军联系，想办法克服库存青、蓝土布不多的困难，派店员宋再生到城内外土机坊收购白土布进行染色，一个多月收进白布5000疋，经过加工后卖给红军得利2000多元。其他布店青、蓝布被购买一空后也派挑贩下乡收购。小贩李俊轩曾下乡数次收布，卖给红军制造被服鞋帽。

1935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后勤部队从永顺塔卧迁到龙山兴隆街，5月6日迁至茨岩塘甘露村姚家大屋。姚家大屋规模宏大，系四栋五柱八旗五门相连的大院子，前面用院墙围护，共有四个朝门。

红二、六军团后勤部缝纫厂设在姚家大屋院内其中一栋屋里。缝纫厂设采购、生产、销售3科，设厂长、政治指导员各1名。采购科主要负责布料采购，其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由党的地下组织到沅陵、常德等地采购洋布。二是就近到老百姓家采购家织布。生产科工人120人，主要生产红军衣裤鞋帽。红二、六军团的军衣、军裤和鞋帽大都是由后勤部缝纫厂生产。销售科主要按计划和比例把衣裤鞋帽分配到供给部，再由供给部门发给红军官兵。缝纫厂仅有20台缝纫机，产品手工制作较多。

后勤部缝纫厂由龙桑独立团的100多名官兵保卫。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主力出发突围后，缝纫厂的大部分工人参加红军，少部分老弱病残者回家务农。

据红二军团供给部会计科科长范子瑜回忆：红军每到一地，一打下城市，后勤机关首先是收买布匹做帽子，蓝布、灰布都可以做。红军的衣服五花八门，除花衣服不穿外，其他衣服都穿，花布留着打草鞋。红军穿的草鞋都是布打的，脚上穿一双，每人背上还要背两双。草鞋对红军很重要，行军走路没有它不行。因此，差不多每个红军都会打草鞋，不会打的也要请别人给打两双背上。长征结束后，部队进驻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才给每人发了两套衣服（红军总部发一套，自己做了一套），都是灰色的，部队的着装才开始整齐划一。

5.赠与

一是百姓赠与。永保县共交军鞋5200多双，郭亮县送交军鞋5800多双（湘鄂川黔省革委会把永顺划分为永保县、郭亮县），桑植县送交草鞋5000多双、布鞋5600多双。

二是兄弟部队赠与。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前，红四方面军领导考虑到这支部队缺乏御寒物，便要求全军动手，为兄弟部队每人织一件毛衣或毛背心。红二、六军团的被装部门把红四方面军特意赶制的几十件毛衣、上百件羊皮背心发给体弱的战士和妇女。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期的军服

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穿着的是从原来根据地带来的军装。部队在征途中休整停顿的次数较多，沿途就让各部队自己解决衣物，指战员们也自己动手缝制衣服以补充磨损的旧服装。红二、六军团还有一个随军的缝工连，有五六十人，两台缝纫机，主要生产帽子和部分军服。由于在西南地区难以找到灰布，红二、六军团的军服多以当地的黑布制作，以至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许多找红二方面军的人就以黑色军装辨认。

长征时红二、六军团的装束是不同的。红六军团大半是江西人，每个人背个包袱，背把雨伞，腰上别个饭袋，脚穿布鞋；红二军团的服装不很整齐，帽子有大有小，人人捆个红带子，背着斗笠，脚穿草鞋。曾担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供给部政治委员的魏天禄，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聊到过红二、六军团军队中穿衣问题。

据魏天禄描述，长征开始之后，因为一路走一路扩红，战士人数不断增加，军服一度很紧缺。行军打仗走的是破破烂烂的泥巴路，天上飞机轰鸣，每个地方驻扎的国民党军都蓄势待发。红军刚出发时穿的是整齐干净的军服，在走过羊肠小道、经历过硝烟和战火之后，早就破的不成样子了。战士们受伤了，鲜血浸染了军服，洗不干净了，部分人的军服也是缝缝补补。走到后来，因为军服无法再添补丁了，又没有新的发下来，大家都不穿军服了，就连总指挥贺龙也是身着便服，而且没得换。

冬天的时候，红军也有棉服，但是都舍不得给自己穿，因为伤病员很多，战士们自发地把棉服让给了生病的战友。

很多人都是单衣过冬，经过一些高耸入云的大山时，山林里的温度出奇的低，又冷又饿的时候，战士们都是抱团取暖。

晚上露营的时候，生了火堆，前面烤着火后背依然冰凉。魏天禄表示，稻草堆是他们的救星，如果能钻进稻草堆睡觉，一定可以睡得很香。没有稻草堆，战士们也有御寒的办法，那就是挤在一起，用体温温暖对方。大家虽然每天步行累且苦，但是革命情谊也是真的很深，就像亲人一样。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出发时一万七千多人，在将台堡会师时还有一万多人，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有力地保存了革命力量。在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中，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