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武长

我出生在永顺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生活物资比较匮乏，精神文化生活也比较单调，最盼望的文化娱乐活动莫过于看电影了。

那年月要看场电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开始全县只有几支放映队，一支放映队要负责十来个公社近百个大队巡回放映。我们大队人口较少，不通公路，往往容易被放映队忽视，一年放电影也就二三次。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以公社为单位成立了放映队，一年放电影也就五六次。在村里看电影是比较奢侈的事，好似过节一样。

我们大队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分江西寨和板桥两个放映点，轮流放。全大队没有大的空坪闲地，更谈不上有能放电影的空房，每次只能到江西寨和板桥两个片小学操场放露天电影。江西寨小学周边有三个生产队，距我家不到300米，看电影比较方便。

大队接到来放电影通知后，当天上午要派两个强壮劳动力去接放映队，帮助放映队把放电影设备从昨晚放映的地方背过来。设备主要是一台发电机，一台放映机，一卷电缆，一只音响，还有一口装着胶片和银幕的箱子。放映队接回后，村里安排人在学校操坪边挖两个洞，竖两根大楠竹，楠竹上方捆一根横当，搭成一个“门”形的幕布架，高约二丈，宽约八尺，再挂上黑边、中间白色的银幕和大喇叭，并将下方两角用绳索在立柱上捆紧。在距银幕四五丈远的地方，摆上一张课桌，架上放映机。为了避免噪音影响，放映队把发电机摆到学校屋后面。放映队来了，大家十分高兴。下午一放学，学生们就抓紧回家煮夜饭，生产队也会提早收工。晚餐后，孩子们拿着马儿板凳或椅子板凳来到学校操场抢占位置，最好的位置当然是放映机正前方的区域。

电影开始前，放映员先要调试镜头，使投射出去的光圈与银幕吻合。这时，我们几个调皮小伙伴，在镜头前就会做各种的手势，投射到银幕上的影子有的像小狗，有的像小兔，有的像猪，有的像牛，惟妙惟肖，惹得满场大笑。

电影开始了，银幕上会出现巨大的开场片名，伴随着音乐，我们的心情也随之被点燃，故事情节的展开让我们全神贯注，仿佛置身其中。一场电影一般都是放个故事片、一个加影片，加影片以新闻类和科普类为主，故事片以战争片和革命样板戏居多。《闪闪的红星》《英雄儿女》《上甘岭》《小兵张嘎》《渡江侦察记》《奇袭》《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海花》《白毛女》《红灯记》等影片是放映的主要片目。

加影片放完了，趁放映员换片子的空当，大队干部便利用放映员的麦克风给社员们讲话，主要是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安排当前工作。这对我们小孩子们来说，是最难熬的时光，遇上舌根长的干部讲话，我们会调皮捣蛋，用吹口哨或高声喧哗等方式催促其尽快讲完，常常会受到大人们的训斥。

那时候，看电影最焦心的是放映机或发电机出现故障。一个电影队一部电影只有一套胶片，放的次数多了往往容易坏，有时候放着放着胶片突然烧掉，放映员只得剪掉一段，然后粘接起来再放，故事情节有点连接不上，大家也不在乎。发电机出现问题就麻烦了，更揪心的是电影放到中场，天气突然变化，下起大雨，放映员不得不宣布放映到此结束，大家只好扫兴而归。

当年的电影，故事感人。人们的情绪随着银幕上的故事情节时起时伏，叫好声、痛斥声、鼓掌声不绝于耳，大家与电影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英雄儿女》中王成背着报话机，抱着爆破筒，跳出战壕，呼叫着“向我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场面勇敢壮怀，看后热血沸腾，我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当解放军，后因高中毕业当兵年龄不够，参加了高考未能如愿，这也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小时候，每当看过一部电影，大家就会模仿电影里的人物。印象里，看过《闪闪的红星》后，我们特别喜欢模仿潘冬子。尤其是潘冬子砍死胡汉三的那段特别地解气，钦佩潘冬子的机智勇敢，潘冬子成了我儿时的偶像。

电影里的主题歌，是儿童时代的主旋律。那些激动人心的歌曲，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红星带我去战斗”“洪湖水浪打浪”“边疆的泉水清又清”等成了儿时保留曲目；电影里的经典语言也成为我们日常的口头禅，像“高，实在是高”“平安无事喽”“不见鬼子不挂弦”等都是我们信手拈来、边说边演的话，常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时候，听说邻村放电影我们也会欣然前往，如新寨、泽龙、铜瓦我们都去看过电影。去得最多的是公社所在地西米。生产队离西米十五六里，要翻一座叫滕子枯的高山，一般都是匆匆吃点剩饭跟着叔叔或堂兄兴高采烈地赶去。去时尚未天黑，回来必然是走夜路。没有手电筒，只能用枞膏（松枝）照明，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讨论着电影的故事情节，分享自己的观后感受。尽管有的电影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大家依然觉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电影中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我们还能按照不同人物的语调，把电影的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既学到了知识，也增添了生活乐趣。

最难忘的是看《卖花姑娘》。那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暑假，到公社中学读初中的堂兄听到消息说，区公所所在地高坪公社操场上将放国外电影（朝鲜电影译制片）。我兴奋不已，想开开洋浑，早早刨了口剩饭，随三位堂兄赶往高坪。从山寨到高坪有近三十里路，待我们赶到放映场一看，人山人海，有坐在银幕前地上的，有坐在板凳上的，有把树筒砖石当凳坐的，周边的岩墙上、操场边的两蔸大树上都坐满了人。我们沿场边东窜西窜，也没有找到观看的位置。当看到银幕后面有一处空地，我们便安定下来，虽看什么都是反的，特别看字幕很别扭，但离银幕很近，视野好。我们仰着头，盯着银幕，看得津津有味，唯恐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卖花姑娘》中小姑娘拿着采来的金达莱鲜花，站在路边兜售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不由得一紧，似乎自己在经受那种贫苦生活。当看到小姑娘的亲人生了病无钱医治，吃没有吃、穿没有穿的情景，我的心灵更是被深深地触动了，眼泪哗哗地流出眼眶。电影散场后，我们还沉浸在故事情节中，一路披星戴月回家，一路热烈地议论着，回味着。前半程从高坪沿着公路走到西米，有月光照着，还较顺当。从西米走回山寨的后半程，小路崎岖，还须从树林中穿越，翻过一座高山，阴森森，黑暗暗，我们行走十分困难，只好凭记忆摸索捡了些干竹竿，然后扎捆点燃照明才顺当地翻过山。当走到本大队名叫那考的山寨时，大家又渴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就叫开了一个称表叔的家门。他给我们拿了一盆蒿菜粑充饥，并准备好一小捆枞膏。那晚，我们走到家中鸡都已经叫了，虽然一路艰辛，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里不再统一组织放免费电影了。放映员干起了个体，村里哪家起新屋、生小孩或给老人祝寿大都会请放映员放一场电影，既招待客人，也图热闹吉利。

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村拥有了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录像机、影碟机……露天电影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手机基本普及，看电视、电影，玩微信、抖音……人们的文娱生活十分丰富，但露天电影的独特氛围和体验是永远无法替代的，儿时看电影的情景也就成了心中最温暖的记忆和最绵长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