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运坤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这一生，会遇上很多良师，他们不仅教授我们文化知识，更引导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即使将来并没有多大成就，也要努力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的平常好人。

聂景隆先生，就是在我青少年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起到过重要影响，令我肃然起敬的一位良师与恩师。

先生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是我龙山县石牌洞老家邻村的同乡。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国立花垣茶峒师范，是当年我们十里八乡穷乡僻壤里难得的文化人和“土秀才”。新中国成立后他执教过里耶中学、龙山一中等全县多所学校。

先生从教四十多年，桃李满天下，包括我84岁从县人大退休居住在太原的五叔，我78岁退休在家的医生岳父，以及在乡务农的77岁我妻子的姨父，五叔家的长子、我的堂哥，也包括我，都曾经是先生的学生。

其实，先生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仅一年多的时间。1983年，我十三岁上初一时，先生就已经快退休了，当时他任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和我们班的政治老师。我们这个班，可以算是他的关门弟子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生身形瘦削，背微驼，身体不是很好。先生个子不高，但声若洪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他，对学校管理严格，对学生要求严厉，常常不苟言笑，不怒自威，学生和其他老师无不对他敬畏三分，在背后我们尊称他“聂老”。

初一上学期，先生在完成学校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还兼我们班的思想品德课。每次上课，先生都特别认真严厉，要求我们对每一个知识点都要做到人人过关。因此，在同年级的其他六个班级中，我们36班政治课总考年级第一。这一年，在我们小小少年的心灵中，对党、国家、民族、社会、法律、道德等的理解，有了更高层次的体会与升华。

可能是兼有本班课程的原因吧，先生早晚自习下到我们班辅导的时间特别多，相当于副班主任，既管纪律又管教学。记得初一我们刚学英语，有些同学跟不上。他对我们说：“学好初一英语很简单，不要怕，就是要死记硬背住单词。先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背，如‘b—o—o—k’‘book’，日积月累，融会贯通。”

先生首先是我的老师，并且他还是我的祖辈。先生的孙子树生高我两届，一直由爷爷带着上学。我与树生是校友，也是比较要好的朋友。1987年我上中专后去湖师大，正读化学系大一的树生，请我在学校吃住，游岳麓山。

记得初一下学期期中考试过后，我虽然总分名列全年级第一，但政治只考得80多分，全班第二名。那次先生在班上并没有点名地严厉批评了我：“某个同学不要仗着考了第一名，就骄傲，翘尾巴，骄傲就要落后！”在座位上的我听得面红耳赤，只差泪流满面，从此在学习上我再不敢有丝毫懈怠。后来果然我在那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又有进步了，于是先生又当众表扬我：“肖运坤同学这回的说明文《菊花》写得好，菊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既可观赏，清热退火又可药用。”这回他说的时候和颜悦色。

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还很苦，学生日子也苦，学校伙食当然也差。先生总是严格要求学校食堂，要保证学生交的每一粒米都不被克扣，还必须保证每天的开水供应。而我，有时也能享受到先生家孙子树生的小灶待遇。当时先生工资不高，家中负担也不轻，每周他给树生炒一回肉，每次都会悄悄把我喊过去，捡肥的、油水重的给我舀一勺，这成了我中学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我曾经为这优待，沾沾自喜了几十年。哪知道上回给妻子的姨父说起这件事时，他说：“你这事儿可真不算什么，有一年我因为家里困难，成绩又好，与聂先生同吃同住了一个学期呢！”

从乡下考入县委办后，我专程去看望先生。当时他已经退休了好多年，身体很差，背驼得更厉害了，但精神尚可，思路清晰。他告诉我：“要努力做一辈子的好人，莫忘自己的担当与责任。”后来我调到了州府吉首去了，却再没有回去看过他。或许是因为自己实在也没取得什么多大的成就，很碌碌无为，深觉辜负了他。再后来没几年，听说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今年回乡过年，我想去先生墓前小坐一会，与他说一些我也将老去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