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林

阅读历史学者孙立天的《康熙的红票》后，首先知晓了康熙时期发去欧洲的一种谕令被叫作“红票”，这份《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呈朱红色，故得名。红票的内容是寻找康熙派去罗马多年却杳无音信的洋人钦差，而红票的存在，并未在清朝各类官修史书中提及过。近些年来，散落在世界各地的18张红票被发掘后，历史学者孙立天则通过细致的文献考证，对红票背后的历史事件深入研究，并围绕清朝初期皇室与传教士群体的互动，清晰还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中西方交流史。

本书以此为切入点，又以诸多西方史料为依据，不仅展示出清代中国与近代西方之间的文化科技交汇，也以“西洋耶稣会士”（即传教士）为主题，详述了他们逐步成为清朝皇室家奴乃至皇帝亲信以及他们后来消亡的过程。视角新颖、史料充实，令人耳目一新。更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闭关锁国”“朝贡体系”等传统历史观点提出了质疑，论据充分地细述了更为复杂的历史真相。

其实本书的主要论点是指出西方传教士在清宫的地位，他们实际上扮演着康熙皇帝仆人的角色，即是清朝“包衣”制度下的奴才。

书中从第一章“佟家的奴才”开始，便循序渐进地论证了上述观点。首先，满人入关前屡犯明朝边境，烧杀抢掠。多数汉人被俘后，在东北沦为奴役，从事畜牧耕作。另外的家奴则是满洲贵族的“包衣”，主子与奴才间的包衣制，构建了明朝之后扩展汉军八旗的基础。西洋传教士成为康熙身边的亲信，就是因包衣制度所致。其次，明末入川的两位传教士，在张献忠兵败之际，变为肃亲王豪格的家奴。清军返京后，被转交给正蓝旗汉军都统佟图赖，此人是康熙的外公，使得传教士有机会接触到年轻的康熙。另外，清朝战场上的胜利靠的是西方的大炮与军事技术。譬如传教士汤若望懂得上观天象和下解命宿之道，在顺治朝中，曾备受器重，享有很高的权威。作者孙立天便由此展开论述，详通中西史料，抽丝剥茧地分析了汤若望历狱背后的满汉路线斗争，以及日后康熙铲除鳌拜、平反历狱案的内在关系。

满人对传教士的善待绝非偶然，是因为洋人与大炮不可分割。

传教士南怀仁参劾杨光先及十五岁的康熙擒拿鳌拜，是在同一个节奏下进行的。亲政后的康熙，将西洋人放置在内务府，即是视为家人。通过包衣奴才的私属制，康熙便可绕过六部官僚系统去运作，发挥个人权威。南怀仁不仅给康熙铸造了许多大炮，帮助清军平定三藩之乱，更是皇帝的导师，给康熙讲解西洋天文，传授数学或地理知识。

传教士在对俄的尼布楚谈判和测量全国地图等方面，也为康熙贡献很大。难怪书中引用了一句康熙原话：“我们就是养一条狗，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更何况是这些我小时候就在我周围，跟了我四十五年，我信任的人。”康熙两次派遣传教士为钦差出使罗马，因一直没有消息（四人中有三人中途丧命），便于1716年以内务府的名义颁发“红票”，下令传教士及各国商人转传欧洲。这正是本书书名的来源所在。

康熙晚年，众子争权。各派系中势力最大的当属以皇八子、皇十四子为首的集团。在京的传教士切实认识到政治斗争对他们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便极力建立与权力集团的人际关系网，然而在继位斗争中，传教士们没能押到赢家。皇四子胤禛夺位成功，大出意料。即位后，胤禛大换内务府成员，先是派皇九子去西宁，其后绞杀皇九子与传教士穆敬远。新的主子对西洋学术毫无兴趣，传教士便失去了接近皇帝的机缘。

再后，雍正以福建巡抚参劾天主教为借口，宣布全面禁止传播基督教。

明清更迭，乱世频现，西洋传教士与中国皇室之间的交往或者各种交流，在历史长河中，竟显得如此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