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岩生

白岩村，如大自然中所有村寨一样，静默地嵌在武陵山脉的旷野之中，虔诚地繁衍着子孙万代；白岩村，又不同于其它山野莽寨，它存载着一段历史的传唱，讲述着一段真实的往事。

乘着晚秋的骄阳，合着晚秋的韵律，我和张大，由凤凰古城出发，驱车过星城，右拐，沿曲曲折折的山路，颠簸前行，约5公里，便到了凤凰县沱江镇的白岩村。

把车停在村部的路边，下车询问摩崖石刻的处地。一位大姐热情地一一告知，她身边约七八岁的小孙女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带路，我们求之不得，便欣然答应。在大姐的指路下，我们率先走下了田坎，小女孩也蹦蹦跳跳地随后而至。

田间一位大姐在整理秋收后的稻田，看到我们到来，大姐问道：“你们是来看石刻的？”

在白岩村，对摩崖石刻是妇孺皆知。因为在这深山老寨，一位总督大人的夫人能安葬于此，民国大总统能在此留下珍贵的墨宝，怎不代代相传，人人皆知？

“石刻就在那里。”顺着大姐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一个约6米高、15米长的石崖。石缝中长满了杂草和不知名的灌木，微风中似在展示着它们强大的生命力，又似在保护着“墨宝”。

来不及和大姐多说，任凭多情的泥土“抱”住双鞋，我们急匆匆地跨步前往。

走近跟前，只见两幅石刻上下排列，长短宽窄一样，长约2.5米，宽约1米。上幅石刻为“教忠令范”，此幅石刻的中间刻有一枚大总统印，下幅为“彤官流芳”，左下角的落款是“副总统黎元洪题”并书 “民国三年二月”，右上角刻有“田府杜氏夫人”。两幅石刻，均为阴刻楷书。

据村长介绍，每年来此处的人大概有几十人次，有的一蹲就是大半天，有的用水清洗辨认字迹，有的用宣纸拓印等等。或许是风雨的侵蚀、岁月的洗礼，石崖风化，一些字体被损坏了，字迹虽有些模糊，但仍可辨认。

两幅石刻，八个大字，把字体刻在石崖，即把故事传唱给了后人。

黎元洪（1864年-1928年），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

田府杜氏夫人，清末贵州提督田兴恕的妻子。

田兴恕 （1836年-1877年），字忠普，湖南镇筸（今凤凰）人，清末名将，筸军的创始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出生在凤凰县麻冲乡的一个贫苦家庭，因家境贫寒，16岁参加清军。因所率筸军作战勇敢，其部被曾国藩封为“虎威常胜军”。24岁任贵州提督，并诏授钦差大臣。25岁，兼任贵州巡抚，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因开州教案、青岩教案被革职。1873年，田兴恕回到凤凰。光绪三年（1877年）因多年征战的创伤发作而病逝，享年41岁。

关于田兴恕的妻子为何安葬于此，村主任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873年，田兴恕携带妻儿回到凤凰颐养天年。妻子死后，为了寻找到真龙天穴，请了一些风水先生，花了近半个月时间，从贵州理一龙脉直到现今杜氏夫人的墓地处。

该墓四周为田地，离石刻约60米。坟冢至今垒好如初，耸如山丘。

听完村主任的讲述，我们明白了一个外村人为何要把其爱妻安葬于此的缘故。 村主任为我们解惑道：当时田兴恕为了得到这块墓地，把本村的贤士们都请到他的家中，好酒好肉款待，在他的盛情下，几巡酒后，几位贤士便签字画押，于是宝地归主，杜氏得以安葬在此。

黎元洪为何在此题书石刻，有两大原因：一是拉拢湘西田应诏这股势力，以达壮大自己实力的目的。二是受田应诏的孝心所感动。

“田府杜氏夫人墓，没有墓碑，是当年风水先生说此处不宜，这两块石刻不就是大总统送给杜氏夫人的‘匾额’吗？” 村主任补充道。

田应诏(1876年-1932年)，号凤丹，苗族，沱江镇人，田兴恕三子。

1904年，田应诏赴日本留学，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8年7月回国，武昌起义时任敢死队队长，率部攻占雨花台。南京光复后，被提升为第二十旅旅长，卫戍南京。

袁世凯篡权后，田应诏返回长沙出任湘西镇守使，驻凤凰。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封田应诏为一等轻车都尉。同年5月，田应诏在凤凰宣布独立，自称湘西护国军总司令，承担湖南西路前线的防守责任。民国6年(1917年)，孙中山决定北上讨伐段祺瑞，命田应诏出兵响应，并晋升为中将。1920年设行署于长沙，为巩固湘西地盘和保持凤凰人的权力，命亲信部下陈渠珍接任总司令。

田应诏一生挥金如土，爱绘画、玩龙灯、唱戏。民国17年(1928年)回到凤凰，不再问政事。

田应诏是凤凰人人皆知的一大孝子。据说有一次，他母亲微病染身，想吃一碗米粉，当时凤凰无一米粉店，而常德的米粉历史悠久，风味独特。为此，田应诏扬鞭快马，连夜赶往常德为母亲购买早餐米粉，第二天早上赶回凤凰家中，米粉还是热热乎乎的。

这件事，在当地一直传为佳话，也成为后人教育子女孝敬老人的真实有力的案例。

徜徉在摩崖前，抬望眼，石刻犹在，故事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