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然

　　书法是文明的承载，书写是文明的流动。

　　黄叶先生的书法包含着丰富和鲜明的文化信息。他远绍汉魏，取碑版宽博雄厚之气。他近参宋明，取诸家纵横变化之法。在汉碑中，他既深入学习过《张迁碑》《史晨碑》之类的端正朴茂，方劲遒美；又参悟过《石门颂》《石门铭》之类的天马开张，云鹤游天。在宋明诸家中，他一定被黄庭坚、祝枝山的跌宕恣肆所感动。他试图将方整雄强与变化飘逸进行综合，以期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他的书法不在意小动作，而注重大节奏、大关节、大格局，行笔无端，水到渠成。他尤其善于对空间进行横向安排，大小错综，左突右击，以险取势，变幻莫测。他的用笔既有截金断铁的利落，又有腾挪舒展的飘逸。碑帖结合的路子较为常见，但像他那样将隶书与行草相结合，将先秦的端严与宋明性情相熔铸，将方正与流动综合为一体，却需要更大的抱负。

　　凡是在湘西生活过的人，都不难在街头巷尾，在某个路口，某个村寨，某处建筑上看到黄叶先生似乎有些逸出常轨的作品。它们往往在不经意间就生龙活虎地跳入你的眼帘，激动着你的灵魂。它们作为充满个性的生动符号充实着湘西的自然空间和文化空间。

　　黄叶先生的题字有一个区别于当下书家题字的鲜明特点，就是他所题的内容往往是他自撰的对联或诗句。诗书一体，相得益彰。他使题字超越技术性的书法层面而成为一种文学性的书写。而且，这种书写同时也是一种对公共空间的改造。书法不仅仅是案头赏玩，而且也通过题刻的方式进入一种日常生活和公共交流的领域。这种行为使得日常的、世俗的领域和文化的、艺术的空间交织在一起，也使得“文”的力量溢出私人的边界，而成为流动在公共空间中的意义脉络。

　　实际上，黄叶先生的诗词也像经纬交错的丝线一样在编织着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化交往空间。他的作品词富才赡，律老法严，调深韵长，以唐人之天真率意，间以宋人之梗慨多气。他的作品咏史怀古，咏物抒情，酬唱赠答。善用典，多寄兴，能够在历史与当下，他人与自我，日常生活与文化原型间游走往还，联类感通，使得每一个当下都延展到历史的过往，每一次对朋友的惺惺相惜都包含着一种自我写照和勉励，每一次日常交往都隐含着有典可循的原型。比如，他的《读<刘鸿洲画集>感赋》这样一首三百多字的七言古风中，包含着对交往的回顾，对文脉的梳理，对艺术的崇仰，对友情的珍重，对岁月的感伤。诗歌结尾：如今君老我顶霜，作歌一曲感苍凉。人生定是东流水，一去不还万年长！其实，时间并不会白白流失，因为友情和艺术都经历了岁月的淘洗和沉淀。这首诗又进一步对时光进行了提炼和铭刻。诗人回顾画家的过往也是在回望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在他朋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处境，就像杜甫当年在画家曹霸身上体认自己的命运一样。虽然情境各殊，但千载之下，这样一种文人之间的同情共感的方式却如出一辙。我们感到历史又一次复活了，正是这种唤醒历史的力量，让当下的艺术家的处境获得某种安慰。这是文命，也是文运。构成了超越私人性的人与人之间有关抱负、期望、责任、勉力、感激等等的情感和伦理内涵。

　　还有，他的《二○○四年元旦与建华诸兄豪饮大醉作歌寄之》写的是朋辈之间的相互顾惜和相互勉力，他的《玉氏山房夜饮即事》写的则是“感翁期励意，为学应心追”的文命自觉。而他那些送别同僚的作品，更让人想起那些中国的古代文人送别的伟大传统。聚会与送别，宴饮与晤谈，由于诗歌的存在，让这些日常生活的片段变成了仪式性节点，让一种文明的传统在日常的交往中复活和更新。

　　（作者系吉首大学副教授、文艺学博士）